編者按：2024年，是詩人、評論家陳超去世10周年。轉世的桃花怒放在遍地，也一向在我們身邊。近日，詩人、評論家、陳超的研討生霍俊明收拾匯編的手札集《夜雨修書》出書，全書支出20世紀80年月以來陳超與師友手札上百通，這些通訊既是對今世詩歌精力的鏨刻，也是對繁復異常的文學景不雅的展現。我們特遴選該書序文發布，以表悼念。
《夜雨修書：陳超和他的伴侶們往來書簡》，霍俊明 編，江蘇鳳凰文藝出書社，2024年10月
四聲杜鵑在窗外的微雨中一向叫著，只聞其聲，不見其形。這多像世界自己，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感觸感染到的只是冰山顯露的極端渺小的那一部門。面臨著案頭1981年至2014年間陳超師長教師的這些發黃變脆的手札，我想到了從25歲開端就棄盡社交的艾米莉·狄金森所說的“一封信總給我一種長生似的感到，由於它是沒有無形伴侶時的孤單的心”。
手札是一種私密而特別的“體裁”，甚至在郁達夫和周作人等人看來，手札并不是純真的適用體裁而是具有“文學”的特質。手札是面向了更為真正的和復雜自我的檔案或精力掩體，“不要小看了這兩部小小的書，此中哪一個字哪一句不是從我們熱血里流出來的。未來我們年事年夜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路頒發，你不要害臊，這種愛的流露是人生不易輕得的。”（陸小曼《愛眉小札·序》）顯然，函件與日誌一樣屬于非虛擬性質的小我文本，其私密性、對話性、真正的性、紀實性、復雜性對于提醒當事人的“性情”具有不成替換的價值。繚繞著陳超師長教師的這些手札，我們看到的是異常活潑、復雜的私家敘事以及深度透析的精力全息圖景對“野史”“主流史”“公共敘事”的撬動甚至挑釁。這些手札進而復原甚至構建出80年月以來另一種面孔的前鋒詩學景不雅和常識分子檔案，經由過程一個個片斷和現場尤為活潑地展示了諸多詩人、作家、學者們差別性的人格、處世立場以及精力際遇和時期氣氛，而陳超個別的生涯史、來往史、瀏覽史、寫作史以及繁復的魂靈圖式也得以最為深奧、周全地凸顯。
一
但是，“見字如面”的手寫體手札作為已經最為主要的交通方法已然終結，寫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被封存進汗青的黑匣子之中。“信使”不再，人們被敏捷席卷到全媒體時期的數字化烏托邦和屏幕化社交的狂歡或自溺之中。這是我們必需重視的現實，盡管它簡直很殘暴。攜帶性情、體溫、呼吸和命運軌跡的手札時期和手寫體時期宣佈閉幕，自70年月末開啟的好漢主義、幻想主義與猜忌主義、個別主體性并置的前鋒時期和詩歌黃金時期也迎來告終局。
當從頭翻撿、晾曬、翻開和瀏覽昔時陳超與同時期人的一封封函件，我們穿越時空離開阿誰遠往年月的現場以及一代人真正的不虛的身旁，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一個個纖細的臉色又活潑起來。我們已然看到他們在夜晚伏案寫信的情況，聽到他們怦怦不已的心跳，目擊了他們由於真摯、幻想、豪情以及猜忌、孤單、苦楚、惱怒而輕輕鼓脹和變形的臉龐。這些手寫體的文字是有性命力和魂靈的，一代人的身影、命運和精力肖像也在這些手札中越來越清楚、活潑、動人……
就80年月以降的中國前鋒詩歌而言，陳超的函件是阿誰異常復雜而又變更不居的時期里不成多得的見證和人證，它們甚至組成了一座精力體量極端宏大的前鋒詩歌博物館。其所包括的小我信息以及汗青信息量極年夜，也展示了前鋒詩歌場域中不為人知的諸多橫斷面、正面以及樣本、切片，而它們恰是組成“汗青論述”不成調換的要害部件，它們是“真正的”“汗青”以及“詩性公理”自己。
34年間，陳超與近百位文壇老友的主要手札保存上去二百七十多通，展示出蔚為壯不雅又繁復異常確當代前鋒文學景不雅，史料價值極高。年夜體而言，這些手札觸及主要的詩人、作家、翻譯家、評論家、編纂家、文明學者，好比作家鐵凝、賈平凹，好比評論家、文明學者以及編纂家謝冕、錢理群、何銳、唐曉渡、程光煒、陳曉明、王曉明、沈睿、崔衛平、南帆、陳仲義、施戰軍、李震、李劼、巴鐵、沈奇、張頤武等。陳超的詩人伴侶則觸及面很是廣，好比牛漢（七月派詩人）、唐祈（九葉派詩人）、昌耀、洛夫、邵燕祥、舒婷、伊蕾、張燁、王小妮、徐敬亞、西川、韓東、于堅、歐陽江河、王家新、鐘叫、廖亦武、周倫佑、萬夏、楊黎、李亞偉、孟浪、宋琳、王寅、陸憶敏、陳東東、老木、白文、何小竹、車前子、梁曉明、劉翔、林莽、周濤、張曙光、張洪波、楊克、雨田、伊沙、臧棣、西渡、沈葦、鄭單衣、葉船、島子、黑年夜春、刑天、蔡天新、龐培、阿堅、靳曉靜、高星、劉向東、胡茗茗、見君、劉潔岷、育邦、安琪、康城、余叢、趙宏興、胡丘陵、姜紅偉、稚夫、人與等。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通訊的這些詩人中，牛漢、唐祈、昌耀、洛夫、邵燕祥、伊蕾、何銳、孟浪、老木以及陳超自己曾經過世。
與陳超通訊最為頻仍的是王家新（21通）、于堅（21通）、周倫佑（17通）、劉翔（17通）、韓東（11通）、臧棣（11通）、伊蕾（8通）、唐曉渡（8通）、歐陽江河（7通）、西川（7通）、陳仲義（7通）、鄭單衣（7通）、徐敬亞和王小妮（6通）、梁曉明（5通）、程光煒（5通）、張洪波（4通）。極端遺憾的是昔時陳超寫給北島、于堅、周倫佑以及歐陽江河等人的函件卻由於當事人的緣由而散佚，好比搬場以及家庭膠葛等。依照陳超在日誌中的記敘，他已經與海子和駱一禾有通訊往來，但極端遺憾的是在他保存上去的函件中沒有找到。透過這份長長的來往名單，我們發明繚繞著陳超所睜開的不只是前鋒詩歌史，還有極為豐盛的中國今世文學史、文明史、思潮史以及社會史，而陳超與幾十位前鋒作家尤其是與“昏黃詩”“第三代”詩人的深刻來往和多年友情是同時期其別人所無法追及的。甚至此中良多詩人在手札中所附的一些詩作以及文章已成秘本，此中有的詩作并未公然頒發和出書，有的文本則與后來公然發行的版本存在著比擬年夜的差別，因此具有詩歌史和版本學的主要研討價值。
在1978-1999年間，各類平易近刊（不只是詩歌刊物）對推進前鋒文學的成長起到了至為主要的感化。陳超的這些函件就觸及那時全部文學界的諸多官刊、平易近刊（包含刊物的約稿函）以及報紙，好比《詩刊》《國民文學》《中國》《中國作家》《詩神》《詩選刊》《詩摸索》《飛天》《藝術潮水》《藝術消息》《文明藝術論壇》《中國電視》《星星詩刊》《揚子江詩刊》《作家》《花城》《十月》《山花》《唸書》《北京文學》《河北文學》《天津文學》《本國文學評論》《作品與爭叫》《小說評論》《大師》《清明》《美文》《滇池》《海角》《江南》《芳華》《文學不受拘束談》《百家》《百花洲》《光亮日報》《文藝報》《文論報》《詩歌報》《作家報》《中華唸書報》《中國圖書商報》《讀者導報》《廠長司理報》以及海內的刊物《美國詩歌評論》《芝加哥評論》，觸及《明天》《他們》《非非》《非非評論》《中國今世試驗詩歌》《巴蜀古代詩群》《聲響》《陣地》《幻想》《偏向》《開闢》《發明》《否決》《年夜紛擾》《九十年月》《北回回線》《一行》《南邊詩志》《漢詩》《詩人報》《漢詩紀年史》《古代漢詩》《古代漢詩年鑒》《小雜志》《銀河系》《外省評論》《中國詩選》《中國詩歌評論》《創世紀》（陜西）《國內外》《北門》《地平線》《審閱》等主要平易近刊。此外，這些手札還觸及一些主要的詩集、小說、專著以及選本，好比舒婷的《雙桅船》、昌耀的《命運之書》《昌耀抒懷詩集》、鐵凝的《玫瑰門》以及《古詩三百首》《性命詩學論稿》《中國摸索詩鑒賞辭典》《中國今世詩選》《以夢為馬——重生代詩選》《海子詩全編》《中國前鋒詩導讀》《前鋒辭典》（此中有的只是當事人在信中說起的出書打算而終極未能完成）。無論官刊仍是平易近刊，在90年月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的經過歷程中辦刊的難度是史無前例的，小我詩集出書（多為公費）以及同人辦刊都面對嚴重挑釁，好比時任《山花》主編的何銳在與陳超的通訊中就數次談到辦刊的經濟壓力。所以就呈現了在通訊中伴侶們夾帶詩集和平易近刊的征訂市場行銷、啟事和郵購闡明的情形，好比昌耀、于堅、陳仲義、王寅以及《非非》《非非評論》《北回回線》《藝術消息》《昏黃詩選集》等都存在這一景象。
陳超的這些手札觸及1978年以來諸多主要的詩人、作品、景象、詩學題目以及年夜範圍的文學爭辯（論爭），好比“昏黃詩”“地下寫作”“第三代”“前鋒詩歌”“后昏黃詩”“后古詩潮”“女性詩歌”“海內寫作”“四川五君”、“后古代主義”“民眾文明”“傳統”“古典主義”“新浪漫主義”“臺灣古代詩”“純詩”“南方詩派”“河北鄉土詩”“90年月詩歌”“平易近間寫作”“常識分子寫作”“寫作倫理”以及“今世詩歌批駁”的近況、生態、題目、分化和轉向等，甚至周倫佑在給陳超的信中還談及包含金庸在內的武俠小說。這些通訊還觸及一些主要的詩歌會議和運動，這對復原汗青現場和詩學題目的產生、成長具有主要意義，好比蘭州會議、運河筆會、揚州筆會、榴花詩會、86詩歌年夜展、汝州詩會、貴州紅楓湖詩會、華北五省市青年詩會、1988年詩歌創作座談會、盤峰詩會、龍脈詩會、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91年中國今世詩歌創作研究會、首屆“幸存者”詩歌藝術節、文采閣座談會、青年詩歌研究會、洛夫國際詩歌節、石虎詩會、孔孚詩會、鄉土詩會、“后古代主義與今世中國”研究會等。
二
那時的詩人都在通訊中極端嚴厲、當真甚至較勁兒地議論著創作、評論、瀏覽、文明、哲學以及感情、人生、社會題目，甚至有的函件自己就組成了極具詩學洞見、精力份量和思惟載力的文章。韓東從80年月開端在與陳超的通訊中所深刻切磋的詩歌的說話、構造以及效能等題目，此中良多不雅點明天看來依然具有主要的啟示性，“我假想的詩歌也許是一種分歧的工具，這里可以確定的是它是一種關系，不只是語句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語句與事物間的關系。當我們否認了作為東西的說話，說話本身必需從對它東西性質的游戲中發生。除此之外，說話本身無從樹立一種關系，它的活動亦不克不及成立。所以我假想的也許只是一種轉移，而說話中一切可變原因都應予保存。至此，詩歌提醒性的目標在于給出一個唯一無二的構造。如許，詩歌就不再是一種說話決裂的產品，它合二為一了，它僅僅是一種新的工具，全新的工具。”（1989年12月24日韓東致陳超）
八九十年月詩人在手札中議論比擬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唸書，那是一代人在逐步開放的文明空間中不成或缺的瀏覽史、“對話史”以及“寫作關系史”，甚至西川在1989年的后半年居然累積瀏覽了高達400萬字的書。那時東方的詩學、哲學、社會學以及方式論對中國詩歌界和文明界的影響是宏大的，好比“今世思惟家訪談錄”“20世紀歐美文論叢書”“古代東方學術文庫”“20世紀東方哲學譯叢”“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討叢書”，好比“古代主義”“構造主義”“后古代”“存在主義”“新批駁”等。那時很多多少伴侶在手札中實時地互通有無，不時交通各自近期的瀏覽書目和心得領會，甚至還自動說起要輔助對方買書。與此同時，各類思惟和文明風潮的涌進也使得中國詩壇存在著大批模擬式、速成式、銷售化、常識化的寫作偏向。對這種寫作和評論所存在的題目，陳超長短常謹慎和尖利的批駁者，也是最早的反思者之一，他以為那時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廣泛存在著智力妨礙和知己妨礙。西川在1997年5月24日給陳超的長信中很是詳盡地談到了本身的瀏覽經歷，這實則也是一代人的瀏覽史。西川對那時瀏覽經歷的反思則很是實時而寶貴，寫作者不克不及簡略和自覺地經由過程瀏覽往追附、模擬以及致敬，“上海國民出書社出書的《福柯訪談錄》、《哈貝馬斯訪談錄》、《德里達訪談錄》、《布爾迪厄訪談錄》我都讀了一遍（未讀《利奧塔訪談錄》），感到前兩種比后兩種要有價值得多。福柯代表了法國粹界的‘拆解’，哈貝馬斯代表了德國粹界的‘整合’，兩人雖有配合之處，但對峙之處也很顯明。由于我疇前一向不自發地偏向于‘整合’，因此對哈貝馬斯心照不宣。但福柯簡直是一個帶給我們禮品的天賦，他使我們熟習的世界釀成了生疏的世界，他使我們的定勢思想產生地動，這恰是我今朝的寫作所需求的安慰。不外，我確定不會像××一樣吃緊火火地向福柯致敬，福柯關于作者不存在的不雅點是我不克不及批准的。福柯和德里達從分歧正面對于東方常識體系所做的推翻任務看來已遭到了東方其他一些實際家的挑釁。”
差未幾每一個作家和詩人都有公然頒發的文本以及屬于自我的私密文本（“抽屜文學”），在諸多文本中最特別、隱秘、內涵、真正的的無疑是手札，這提醒了一小我最為真正的的性情、心思狀況以及三不雅。在手札組成的“私家文本”和“列傳資料”中，我們更易于與那些真正意義上的性命和魂靈相遇。“我歷來愛好讀巨大作家的函件、對話錄，讀他們的思惟，讀關于他們性情、習氣、生平的一切細節；特殊是當這些文字沒有被其別人編撰過，沒被他人依據本身的愛好構建過期。”（圣伯夫《文學肖像·狄德羅》）
從1981年開端一向到往世的2014年，陳超與伴侶的來往更多的是經由過程函件來完成的，受前言的影響，后期的時辰用郵件和德律風交通較多。陳超擇友是刻薄的、謹嚴的，而他為人的誠摯、溫和、純潔、風趣是有目共睹的。
今夜細雨如織
我正好給你復信
你了解我不年夜復信
尤其是在炎天
可是今晚雨絲繾綣
窗外響著難聽的聲響
我要給你復信
我要把心思抻得很長很長
有一些隱情
是要到下雨的時辰才萌芽的
想象你后天讀我信的樣子
我就溫順起來了伴侶
我要寫上我的歉疚
我的過掉
被我損害過的心靈
在落雨的時辰聽我懊悔聽得深邃深摯
在陳超的《夜雨修書》這首詩中我們目擊了一小我時而快活、安靜，時而暗翳、糾結的心坎世界，感觸感染到了一顆在干涸中緊繃而又盼望伴侶安慰和等候甘雨的心，還有對本身性情和生涯中過掉的自責和深深懊悔。而詩中提到的“你”，顯然是陳超很是值得信任的心靈伴侶，但也能夠恰是詩人本身。細雨在酷夏的來臨更像是人生際遇的恰切隱喻。燠熱的炎天，忽然來臨的細雨在剎時將堅固硬化，將干燥潤濕，將“暴戾”的性情轉化為自審。在陳超的平生中，那些真正的伴侶恰如暴烈、燥熱、煩躁之際來臨的柔潤的細雨、和風，他們恰如荒涼甘泉帶來的安慰。“統一位久別重逢的友人握手。我甚至發覺不到這是一種觸及快活仍是苦楚的感到：正像一個瞽者用枴杖一端直接感到事物那樣，我直接感到到友人的在場。無論什么生涯際遇都是這般。”（西蒙娜·薇依《重負與神恩》）
在陳超的瀏覽中，《重負與神恩》以及《荒涼甘泉》占有特別的地位。1995年，陳超家里遭受諸多變故，他簡直天天奔走在黌舍、病院以及深夜回家的路上，那時評傳授職稱也受挫。更不幸的是兒子陳默（后更名為陳揚）被確診為孤單癥，陳超和老婆杜棲梧為此蒙受了宏大的心思壓力，但在那時依然抱有一絲信念和空想，“這種病沒有治愈能夠，但我信任有改良盼望，孩子本身也在盡力，說話的提高比擬顯明，愿天主保佑他。”（陳超日誌）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鐘聲行將敲響的冬夜里，陳超靜靜獨坐，回想這一年以及近年來的諸多曲折，身心疲乏，但也只能努力面臨，“1995年快曩昔了。近幾年我對時光已掉往敏感，心情溫和……三十七歲已過，真是到了中年，認識中絕對主義成分更年夜。生涯使我厭倦，但憑習氣還能當真看待身邊的、手頭的工作。人在世沒有什么可高興的，但逝世更無聊。有幾多逝世往的人實在仍是以活人的價值不雅為基準的。不然，用不著逝世。”（陳超日誌）在歲月流轉、新桃換舊符的那一刻，陳超許下一個愿看：“1996年，唯愿天主和圣子保佑陳默提高。這是我獨一的掛念。以馬內利！阿門。”陳超身邊的伴侶不乏基督教徒和神學修習者。一位伴侶在1995年春天給陳超的信中附帶了一本美國有名靈修巨匠、基督教神學專家考門夫人（1870～1講座場地96共享空間0）的《荒涼甘泉》。這本書如同一封長信使得陳超從頭熟悉人生、自我以及命運的淵藪——
這年我一家頻遭顛躓/命運冷靜地完成著/它令人隱晦的打算/你寄來一些錢和這本書/——《荒涼甘泉》//多么好的名字/神，仿佛要用一個樸實的喻象/鼓勵和撫慰他衰弱的眾兒女//往復于繁忙的病院和零落的家之間/這本書一直與白色保溫飯盒為伴/外出攜帶著它，但從未瀏覽/一是沒有時光/再者，是出于莫名的恭順——/糊塗的我原來一向沒有崇奉/姑且，我怎能讓神辦事于人？/我要在無所祈求時讀它/好比明天，陽光照射著/方才收拾干凈的家/我倒失落了未用完的/很多藥片與幾盒針管兒/我讀了這本書/在給你寫信//我的伴侶/錢我剛寄還，請查收/而這本書，讓我老實地說/不如我等待中的那么好/（因我已讀過數遍《重負與神恩》）/但它的書名我永志不忘/浮生如寄/而友誼也就是/荒涼甘泉
——陳超《信：荒涼甘泉》
函件面臨的是詳細指向的“個體讀者”，具有顯明的指向性和私密性質，而手札也是對“命運伙伴”和“魂靈伴侶”的尋覓。手札是兩個魂靈之間“對話”的產品，是伴侶之間取得交通以及安慰的最好前言，而每一小我的性情以及生涯都是多層面的，都是嚴重與松弛、悲苦與欣喜、暗中與亮光、重負與神恩等牴觸體彼此交集、糾結的復雜化經過歷程。
四川詩人周倫佑在十年的時光里寫得最長的一封信就是給陳超的，他也是諸多伴侶中最早熟悉到陳超詩歌寫作具有主要性且對其評價甚高的多數人，“我認為你的詩歌寫作不只對于你本身，並且對于今世詩歌的品德改變都具有主要的意義。”（1993年3月18日周倫佑致陳超）1997年5月24日，西川寫給陳超的信竟多達5000字，深刻分析了那時良多主要的詩歌題目。伴侶中給陳超最短的一封信是于堅在1993年2月20日寫的，算上標點也只要寥寥42個字：“陳超好！新年曾寄一拜年片給你，收到了吧？遵囑寄上詩幾首。我會給你打德律風的。祝好！于堅”。假如電報也算作是特別手札的話——加急的信，歐陽江河在給陳超的電報中只說了9個字（標點盤算在內，電報當然是字數越少越省錢）：“下級決議，會議撤消”。
三
陳超的這些手札在中國前鋒詩歌史上的確就是不成復制的古跡，是手札、手稿時期的全息記憶與最后投射。它們最為真正的、平面、復雜、深入地展示了上世紀80年月以來中國前鋒詩歌的衍生、成長、分化、轉捩、內訌、博弈以及消隱的活動軌跡，提醒了一代常識分子盡不輕松的心靈經歷，見證了激蕩歲月中他們魂靈的活潑紋理和命運潮汐，凸顯了深奧且不乏戲劇性的社會文明場域的內核和機制，透析出代表性的詩人、詩作、不雅點、文章、景象、運動、活動與動搖不已的實際之間的深刻互動關系。
陳超的手札讓我們看到了那時以“昏黃詩”和“第三代”為主的主要前鋒詩人對于人生、社會以及寫作的立場，也折射出個別的性情、嗜好以及為人處世的差別性法例。與陳超交通、來往的這些詩人、作家和批駁家，他們的個體不雅點和文學不雅念甚至是沖突的，在旁人看來他們處于冰炭不洽的“陣營”，至于各自的為人、稟性更是千差萬別，可是他們都在陳超的包涵心和凝集力中共時性地浮現了多元成長的中國今世前鋒詩歌的本相。質言之，陳超以深度介入和開放包涵的立場見證了中國前鋒詩歌最后的手稿時期和手札時期。之所以像舒婷、陳仲義、徐敬亞、王小妮、唐曉渡、西川、韓東、于堅、王家新、歐陽江河、周倫佑、楊黎、李亞偉、孟浪、梁曉明、陳東東、王寅、臧棣、伊沙等都可以或許成為陳超的老友，這離不開陳超小我的魅力、凝集力及其詩歌美學的標準、辨識度、包涵力——而不是站隊、排擠和打壓、攻訐。
這些函件觸及一些當事人的自我評價以及對旁人的立場，此中有的是中肯的，當然也消除不了齟齬、相悖的成分和意氣之爭。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前鋒詩歌外部的差別之處，甚至觸及統一小我、統一個詩歌門戶以及同人刊物在分歧階段的變更和牴觸，好比那時同屬“他們”的韓東和于堅之間的差異，“于堅愛好長的、年夜的。他改詩老是越寫越長，而我老是越改越短。”（1988年10月24日韓東致陳超）就前鋒詩歌的“裂變”而言，于堅就說道：“我則仍打算經由過程詩來和所謂第三代人、前鋒破裂。”前鋒詩歌也因外部動因和社會文明的裂變而處于不竭的調劑、否認和修改的經過歷程之中，“人在各個時代，設法分歧，甚至自相牴觸，我也經常這般。這是功德，不竭自我否認、自我調劑，為的是更近真諦。”（1998年2月5日于堅致陳超）這些函件觸及一些詩人在分歧時代本身寫風格格的改變，好比西川在給陳超的信中以長詩《致敬》《惡運》等為例談及本身詩歌在90年月的顯明轉向，“《惡運》寫得曾經不太像詩歌了，所以我有點不安。假如你對這篇‘怪樣子’不滿足，就請把它退還給我。”（1996年8月24日西川致陳超）
此中一部門函件觸及80年月和90年月的社會文明轉型的復雜佈景，而那時一些詩人和翻譯家紛紜遠赴海內，好比北島、江河、顧城、多多、楊煉、張棗、宋琳、老木、孟浪、李笠、趙毅衡以及短期出國的歐陽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那時無論是在精力際遇仍是在寫作關系上他們都處于跨文明跨語際交通的影響與焦炙之中。當然，這也是“對話詩學”的開啟時代，而中國詩歌話語場也開端了“向外”傾斜和轉向，良多舞蹈教室詩人自動或不自發地踏上了“西游記”的經過歷程。一部門詩人即便臨時借居或游學海內也與陳超堅持著手札往來，好比王家新在歐洲（1992-1994）、歐陽江河在美國、孟浪在美國布朗年夜學、臧棣在美國加州年夜學戴維斯分校、蔡天新在美國弗雷斯諾。1995年5月8日，遠在華盛頓的歐陽江河給陳超寄來一封信。這封信是用羊毫小楷寫的，按傳統信札的情勢由上而下、由右往左書寫，并隨信附上歐陽江河寫的三幅字，“我在這里沒有紙墨筆硯，羊毫僅一支（寫信及寫那三幅字用的是統一支筆，我喜用年夜筆寫小字）。還好，買到了紙，題目是我的印鑒不在美國。我給你出個主張，若兄對這些字尚感愛好，無妨本身找伴侶、或伴侶的伴侶刻一印章（歐陽江河），我想這在石家莊并不艱苦，在美國則難如上彼蒼（找不到刻字的金石家）。印刻出后，可找一寫字或作畫的伴侶蓋在字上，這會使字變得都雅一些。由于筆的限制（這是一位學中文的美國人赴中國前送我的，典範的初學者之筆），我只誇大書卷氣的一面，但愿能合兄之口胃。”
90年月的社會轉型尤其是市場經濟年夜潮和物資主義的影響對詩歌界（不止詩歌界）構成了激烈沖擊，保存、寫作和精力的分化、裂變時代開端了，好比那時良多伴侶在與陳超的通訊中都談到了海子、駱一禾和顧城的逝世。良多詩人改弦更張，有的廢棄詩歌而轉向小說或其他體裁的寫作，好比這本手札集中觸及到的韓東、白文、李劼、梁曉明、劉翔、鄭單衣等人。當1991年陳超陸續在刊物上讀到韓東的十幾篇小說時，他的第一感到是有點兒懵和震動。盡管陳超以為韓東的這些小說技能成熟并且很是傑出，可是他那時難免收回疑問，韓東為什么不再寫詩了？詩歌使韓東厭倦了嗎？韓東不只就小說與詩歌的關系以及為什么本身要轉向小說寫作專門向陳超談及內裡起因，並且在1992至1993年間數次寫信給陳超反復、深刻地交通這些題目，“感激你的來信。這般熱忱地論及我的詩集，非常讓我激動。一年多來，我的時光重要花在小說上。從本年炎天起我已告退在家，專事寫作。此舉可謂‘逆汗青潮水而動’，是以很能夠成為一個‘時期的就義品’。你了解，我的寫作亦不成能以賺錢為目標。好在寫出來的工具十之六七能發。最主要的題目仍在小說外部。”（1992年12月9日韓東致陳超）1992年韓東選擇告退而專事寫作是冒了極年夜的風險的，為此心思上的壓力和經濟上的不平安感是不言而喻的。1993年8月6日，韓東在致陳超的信中談及小說的主要性，而對詩歌意義上的“史詩”表達了不信賴感，“關于小說，我尚沒有講話權，並且這件事正在停止中，我未便脫出來做一番審時度勢的研討。你了解我依然愛著詩，所以信任小說不外是這個時期里的一種史詩。史詩以小說的情勢呈現，這即是我的發明。我還想說一句：現在小說情勢以外的‘史詩’，都具有某種水平上的不成懂得的虛偽性。”現實上不止是韓東，那時良多詩人都在測驗考試著詩歌之外的散文、小說、批駁等分歧的體裁，這對個別綜合寫作才能的晉陞是有裨益的，當然更多是寫作外部的驅動而非體裁之間的層級權重，即文學不雅念與寫作經歷的更換新的資料和拓展，“我這幾年一向想寫批小說。倒不是寫詩的人寫小說被以為是種時興，而是一種需求。我在用散文說話來緩解阿誰過火嚴重的自我，沒料到一寫就沒完沒了。剛寫完一個叫《低燒的魚群》的中篇，接著就是層出不窮的構想與臆想，天了解會如何？”（1999年7月3日鄭單衣致陳超）值得留意的，即便是統一體裁外部的變更也浮現出復雜性和生疏化的一面，好比90年月初以西川、于堅為代表的“變態規”“反美文”“反抒懷”“反詩歌”的長詩寫作試驗，此中筆記、隨感、雜談、小說等非詩的元素大批滲入進詩歌傍邊。西川有一首詩名為《小說家》，很是戲劇化地議論了小說創作，“兩條必將相遇的途徑上走著兩個/必將相遇的漢子。他們握手的姿態/被橋梁模擬；他們吹法螺，嘆氣，/并且煞有介事地切磋起品德的含義。/他們并不了解是你讓天空陰森著臉，/是你讓夜晚下起了細雨。//……你暗自覺笑，躲進渣滓箱，/你發明的人物朝你傾倒渣滓。/他們互不瞭解因此相互防備，/只要你把握他們各自的心思機密。”陳超在與韓東和西川的通訊經過歷程中也認識到詩歌與小說之間的互動、“對話”能夠會取得完整分歧的精力視角、說話能夠以及寫作的活氣，甚至會有興趣想不到的收獲。這種特別的“互文”對批駁家們來說也有主要的啟示後果，“我此刻‘移情別戀’于小說評論，也是基于異樣的緣由。不要以詩不雅詩，要以狹義的文學‘書寫’或‘寫作’這一視域不雅詩，我們會發明詩歌在日益釀成狹窄的‘自命不凡’。缺少構造中的互否、盤詰，缺少詳細生涯的真容，缺少風趣的汗青想象力。”（陳超《南邊詩·南方三人談》）那時陳超也搞過一陣小說評論，好比關于鐵凝的作品。在1993年出書的《以夢為馬——重生代詩卷》中，陳超在本身的簡歷上還特地誇大了一句“還有漫筆及小說評論頒發”。
事隔多年再來看，以韓東為代表的由詩轉向小說從別的的角度從頭審閱了今世人的寫作、體裁、不雅念、文明癥候等深層題目。李劼在那時的跨度更年夜，直接由文藝評論轉向了電視劇寫作，“這種活兒不像寫論著，得花大批的時光往跟人會談，是以帶有必定的貿易性。”（1996年1月17日李劼致陳超）一部門詩人和作家則廢棄得更為徹底，好比萬夏、張小波、李亞偉等人直接轉戰商海成為中國最早那批的個別戶書商，此外還有開餐館、辦酒吧、建客棧、跑營業、拉援助的，“那是一種什么生涯呢？隱秘的詩人生涯。公然的成分是傳授、書商、餐館老板、小說家、不受拘束撰稿人、記者、編纂、醉翁、混子，而暗地里倒是一個詩人。”（何小竹《柏樺與張棗》）而仍在苦撐保持寫作的一批詩人則不得不在漸變的市場氣象中自動或主動地調劑，而這一調劑經過歷程摻雜了諸多決裂、牴觸和戲劇化的成分，此中最典範的例子當屬柏樺。那時的柏樺一邊在撰寫《右邊——毛澤東時期的抒懷詩人》，一邊給《廠長司理報》做編纂，并給一些個別戶書商做謀劃兼撰稿人，好比柏樺編選過《鄧小平談鋒》一書。是的，寫作（精力）與保存的決裂時辰曾經猝然來臨，甚至這種戲劇化的決裂感很快就會被強盛的物資氣力所敏捷彌合、消解，“不正常”的景象將很快成為見責不怪的文明常態和社會潮水，“柏樺有很多多少年都過著艱難的生涯，給書商做稿子做到完整沒有性格。有次老伴侶聚首，不常出門的柏樺喝醉了，很高興，自動請求跟我們轉臺，并不斷地說，我仍是很頹喪的，這么當真地做一件無聊的工作，就是一種頹喪。”（何小竹《柏樺與張棗》）陳超與柏樺的來往最後也是通訊。那時的柏樺任務調動頻仍，柏樺一會兒成都，一會兒重慶，一會兒南京，所以陳超的信往往被退回。陳超以為盡管柏樺是重慶人，可是卻生成地有著江南佳人般陰凄、幻美的性情。陳超在1986年才讀到了柏樺寫于1981年10月的《表達》，“我要表達一種情感/一種白色的情感/這情感不會措辭/你也不克不及覺得它的存在/但它存在/來自另一個星球/只為了明天這個夜晚/才離開這個生疏的世界”。1988年12月1日，于堅在給陳超的信中對此時期詩人的“轉型”表達了激烈的不滿，“久未見信，現狀若何，能否窮壞了。此刻詩人紛紜落馬，賺大錢往了。人就是這般衰弱。這時期，只要剛強的魂靈才經得住折騰。”在社會轉型期詩人們在信中議論比擬多的是貿易社會對人文精力的沖擊，好比陳超、陳仲義、徐敬亞、唐曉渡、王家新、于堅、王小妮、周倫佑、鄭單衣等都反復提到了這一題目。
在90年月初，陳超在北京與王家新有過一次今夜的長談，按陳超的說法這是“透骨交通”，而詩人之間傾慕的純潔的“扳談時辰”很快在此后產生斷裂，荒謬不稽將成為常態。王家新的《改變》《日誌》《卡夫卡》成為這一時代常識分子精力遭際的無力見證，它們是切斯瓦夫·米沃什意義上的“見證之詩”，“《日誌》比擬偏心，那里有一種接近實質的工具，一種美，一種不是從別處而是從寫作中開端的。一平對這首詩特殊贊賞，說很多人可以寫出相似《卡夫卡》這類深入的詩，但卻寫不出《日誌》這類。他的話有事理，也讓人尋思。《卡夫卡》固然也很確定，我想我們剛進進一個卡夫卡的世紀，固然他已離往多年，也可以說，我們的日子剛開端變黑，而這似乎已和內在時期有關，而是和我們本身的呼吸、寫作，小我的隱私、心坎妨礙及神學相干。最少對我小我來說，分別與荒謬感愈來愈強，而寫作似乎只成為一個對暗中與逝世亡的進進經過歷程。當然，所謂‘存在的勇氣’也就表現在這里。記得另一個伴侶談到卡夫卡時他講到卡夫卡是他的‘好漢’，我那時一愣，但又簡直這般。”（1994年3月31日王家新致陳超）值得留意的是，西川、于堅、王家新、歐陽江河、劉翔等人在與陳超的通訊中都談到了卡夫卡——甚至王家新直接經由過程《卡夫卡》《卡夫卡的任務》等詩文來處置這一“對話”“互文”關系，但他們切進的角度和懂得的水平、著重點卻不盡雷同。在西川看來，別人（包含瀏覽經歷）是不克不及替換小我的經歷和性命的，而一部門中國詩人是缺少發明力的，他們借助卡夫卡、龐德、奧登、布羅茨基、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等來感觸感染中國的題目。（1997年5月24日西川致陳超）這一時代中國詩人“卡夫卡”式的精力際遇除了與全體性的時期氣氛相干外，天然也與詩歌外部機制的轉換親密聯繫關係，“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需求卡夫卡那樣的寫作者的時期。你很難說他是一個‘小說家’，或是‘漫筆作家’，或是格言、斷片、手札的寫作者，但他倒是一個可以或許‘對文學措辭’的人。這也就是拉康所說的‘話語開創人’。相形之下，很多人把他們的‘詩歌’或‘小說’本身弄的很是優美、完美，但卻不克不及對全部文學措辭，更不要說首創出新的鴻溝或話語的能夠性了。”（1994年7月15日王家新致陳超）
四
這些函件印證了同時期詩人“進進”或“處置”時期在寫作方法以及認知方法上的差別。這起首來自個別對“時期”和“寫作”的分歧懂得，至于文學表達的差別更是霄壤之別。我們更多看到了一代人的摸索和試驗以及在此經過歷程中他們的悵惘、決裂、苦楚和孤單，他們對那時寫作近況以及全部文明生態的不滿與批駁——好比西川談及確當代詩人與傳統和文明的關系，當然也讓我們目擊了一代人的豐盛性和復雜水平。總而言之，那是一代人經由過程瀏覽和寫作尋覓對稱或抗衡的時期，也是校訂精力和自我發蒙的時期。
陳超與西川在80年月后期開端通訊，陳超是西川那一時代自我詩歌反動的直接見證人、傾聽者以及不成替換的談伴和建言人。真正無益的來往和彼此兄弟般的信賴確切只能屬于少少數人，“前些日子河北電視臺來了幾小我，找我和姜杰。阿誰攝像說是你的先生。我便大方地送了他一本《年夜意這般》。以后我再會到你的先生，必定要他出示你手寫的證實（證實你認他做你的先生），不然我只送他《中國的玫瑰》。”（1999年1月9日西川致陳超）
西川對陳超的評論文字極端信賴，“讀到你的溢美之詞。我心想，什么時辰才幹為這家伙‘兩肋插刀’干一回呢？我盡不盼望你不利，我祝你好運連連。可我什么時辰才幹向你顯示我的‘俠肝義膽’呢？你看，生涯中真的處處是‘兩難’。”（1999年1月9日西川致陳超）陳超對西川的詩歌特質的“提早追蹤關心”更是同時期批駁家中少見的，這是一個“詩人批駁家”的精敏、高見、特異的感觸感染力、說話直覺以及詩學視野的坦蕩水平所致，“1986年頭春，在林沖發配之地滄州的‘華北五省市青年詩會’上，我見到西川。那時他面貌白淨、身體高峻結實、長發飄拂、精神抖擻。但和氣的臉色和專注于詩歌審美的講話，加下身穿藍色中式對襟罩衫和燈心絨褲，卻稍稍掣住些他的芳華豪氣，顯得成熟而慷慨，古典而又前衛。這個抽像與他的詩歌給我的感到吻合了。80年月初至中期，西川詩歌質地精純而穩固，特殊是長詩《旱季》等帶來的反應，使西川在‘本體詩’的向度上成為詩壇奇特的‘一元’，被稱為‘西川體’，并影響了很多詩人的‘藝術主題’陳說和情勢自律認識。”（陳超《讓蒙面人措辭——西川詩歌論》）在陳超的小我通訊史上，回信長度之最確當屬西川。1997年5月24日，西川給陳超寫了一封5000余字的長信，可見兩小我之間互信的水平和來往之深篤。在西川看來，陳超不單為人老實而風趣，並且是真正理解前鋒詩歌機密的多數人。在這封信中，西川尤其談到他很是器重和重視陳超的瀏覽感觸感染和提出，由於西川以為陳超具有良多批駁家所不具有的特別品德和卓異才幹。“收到你4月20日的來信后我很是興奮，這不只是由於你對我的嘉獎（我不否定我的虛榮心），也由於你使我覺得我們之間友情的可貴。你信中提到我把《廣場上的夕照》一詩改糟了，看來如未來再無機會出書此詩，我得恢復此詩疇前的舊貌。我也聽到其別人對我修改此詩的看法，我大要做了一件蠢事。未來我能否應在《廣場上的夕照》詩后注上一條：我是聽了你的看法才將此詩恢回復復興狀的？現實上，你是我最敬佩的批駁家和詩人。在你身上含蓄著對于思惟、汗青、文明、藝術的普遍關心，而這倒是其他一些搞批駁的人所不具有的。瀏覽其別人的批駁文章時我總有一種氣短的感到，那此中只要姑且性的戰略術語，卻沒有對于文明的穿透，因此看不出作者的常識咀嚼、魂靈涵養和小我發明力。”2014年1月，江蘇文藝出書社發布西川的短詩集《小主張》，在註釋之前的闡明文字中，西川又特地說起本身對舊作的立場，“在某種水平上我是個悔少作的人。我敝帚自珍的感到不算激烈。”西川尤其談到一小我在修正舊作的經過歷程中能夠存在的風險，為此他特地談到陳超對他修正《廣場上的夕照》一詩的提出，“修正也有修正的風險：你有能夠把一首不太好的詩修正得更蹩腳。本詩選中《廣場上的夕照》一首就碰到過這種情形：我已經對該詩原稿做過修改，但在修正稿被支出《西川的詩》后，批駁家陳超提出了否決看法，以為我把詩改壞了。這一次，我部門恢復了原稿的風采”（《小主張·闡明》）。在該詩集的註釋中，西川在《廣場上的夕照》下特地加了一個注，“本詩兩稿。陳超師長教師以為詩二稿改壞了。現部門恢復初稿。本詩以此稿為準。——西川，2012.4”經由過程陳超與西川的來往，我們看到的是詩人與批駁家之間極端可貴的命運伙伴般的關系，這無論是對詳細的寫作實行仍是一個時期全體的詩歌不雅念的推進都年夜有裨益且不成替換。重讀這些函件，我們深切地感觸感染到那一時代常識分子之間的來往方法和信賴水平，他們彼此精進、彼此砥礪、精力相通，誠摯、脫俗而又“迂闊”得心愛。
陳超之所以可以或許博得這么多的貼心伴侶，在于他的詩學不雅念是包涵的、開放的——其焦點則是“性命詩學”和“文本細讀”，所以他的文學伴侶從性情、作風來看差別宏大，好比和西川的寫作完整分歧的韓東、于堅也是陳超多年的手札伙伴。
盡管韓東是哲學系結業，但他歷來不在詩歌中炫弄常識和智力，而恰好是在“日常”“白話”中完成日常精力景象學的深度復原。靈敏的陳超精準地指出韓東作為“他們”的領甲士物天然有“魁首欲”，可是韓東的寶貴之處在于他僅僅是供給一種姿勢或能夠性就趕緊解脫跟隨者而持續向前。陳超與韓東的初次會晤是在1987年淮陰的“運河筆會”（全國今世古詩研究會）上，那時曾經是垂垂潮熱起來的5月。那時韓東還穿戴高幫鹿皮靴，他留給陳超的印象是時而用手往扶滑上去的深白色的玳瑁眼鏡。那時陳超感到韓東更像是一個中規中矩、歷經滄桑的老三屆先生。與體質略顯薄弱、白淨，立場穩重的日常來往分歧，韓東在此次會議上的講話《三個世俗腳色之后》倒是不留余地、不可一世的，他對以往詩人作為政治植物、文明植物和汗青植物給出了極為尖利的批評。就詩人與日常生涯的關系而言，以韓東、于堅為代表的“日常寫作”“市平易近精力”從頭發明了詩歌的另一重機密，并在詩歌中以“日常精力事務”的方法再次激活和定名了多條理的“生涯”以及“實際感”。經由過程此次“運河筆會”，陳超很是觀賞韓東的鋒利、老實、直接，從此二人在手札來往中的信賴感一日千里，甚至樹立起不成替換的“知音”關系。在1988年6月25日的信中韓東對陳超做出了很是高的評價：“一向想給你寫信，‘運河筆會’上你簡直是獨一可以信賴的人，我早已把你視為伴侶。”顯然，這是樹立于彼此的真摯特性和詩歌互信的基本之上的。“你確定我的詩我相當自得，由於是你而不是他人。我零零碎星地看過你的一些文章，感到特殊好。唐曉渡、李劼和你三人中選擇，我舉雙手贊成的只能是你。曉渡缺少直覺，文章雖硬朗但臉孔較刻板。李劼是個直率的人，但他說的比他寫的好。他的文章較之曉渡或許有活動的氣概，但依然缺少說話上的尖利性。讀你的文章是一種享用，只是我很少有如許的機遇。你可否給我寄一些來？”（1988年9月14日韓東致陳超）盡管良多年間陳超和韓東的會晤只“運河筆會”這一次，但韓東已把陳超視為不成多得的老友，“節后碰到唐曉渡，說你曾到了上海、杭州一趟，為何不來南京找我玩？也許是離不開年夜隊人馬——我為你擺脫了。很惦念你！固然你我只見過一次，且通訊未幾，你亦沒有寫過我的專論（欠著！），但我總認為如有機遇我們會成為真正的好伴侶的。也就是說，一切見過的又沒再會的人中我最想見的就是你。他人我老是躲著，而他們以為我造作——看來是永遠不克不及懂得和諒解了。”（1993年2月27日韓東致陳超）
弄虛作假，每一位作家都像韓東如許等待著可遇而不成求的最終意義上的“知音讀者”“至上的讀者”呈現，這一特別讀者在完整的意義上深度懂得這個寫作者的特性、作風甚至生涯、感情等外在的機密。1989年的安然夜，住在南京瑞金北路的韓東給陳超寫下了如許一封特別的信——
寄出《他們》后我一向有一種感到：你會給我來信的。這和我寫詩時潛伏的讀者抽像有關。我總感到有如許一個至上的讀者，我盡力取悅于他。我想他讀到某處時會由衷地叫好，如許我就沒有白寫。這個讀者既是天主，同時又詳細化為我的伴侶，我所信賴的那些人。固然他不詳細是誰，但確定包含了你。固然已隔三年我仍記得你的樣子，包含我從未見過的你讀到愛好的作品時的樣子，就是這個事理。
陳超恰是韓東眼中那位可貴的最值得信任和拜託的“最終讀者”，“我最好的工具發不出，自我感到又越寫越好，這簡直是個壓力。給你寄的這幾首是我最滿足里的一部門，不是有興趣挑出來的，只是手邊有它們。這么說是想讓你看我作品的所有的，但我又不成能盡數抄往。如許吧，什么時辰你來南京，我一首一首地拿給你看。我此刻越寫得自負就越只能請求個體的讀者了。民眾認可我是另一個意思，與我自己此刻的詩歌簡直無干。我直覺上覺得你能夠是我最好的‘讀者’。”（1988年7月24日韓東致陳超）
顛末韓東的先容，陳超還結識了呂德安、白文、劉立桿等人，而陳超給伴侶們的印象一向都是暖和、會意、聰明而佈滿豪情的，“收到你的信，總很激動。你的豪情和熱忱會給我一股氣力的。”（1988年6月16日車前子致陳超）
五
陳超正式結識歐陽江河等人也是在1988年5月的“運河筆會”上。
那時路況未便，大師可以或許見上一面實屬不易，所以彼此之間也非分特別愛護碰面的機遇。在此次會上，陳超第一次碰到的除了韓東之外，還有歐陽江河、車前子、何小竹、鄒靜之等人，“在揚州會晤，我便對你自力的批駁不雅很有好感。我以為，非論其地上、地下，自力的批駁家都不該該受其擺佈。當然，對地下詩人們，斟酌其處境，對其毛病作些恰當的回避，在某種時辰也是需求的。但恰當的時辰，天然應正言。不為此外，這對詩歌有利益。”（1990年4月9日何小竹致陳超）此次詩會簡直囊括了那時主要的青年批駁家，好比陳超、唐曉渡、朱年夜可、巴鐵、李劼、李震、老木以及加拿年夜詩人、漢學家戴邁河（Michael M. Day），而西川、于堅、歐陽江河、王家新、韓東、周倫佑、柏樺、伊蕾、翟永明、張曙光、孫文波、宋琳、楊黎、何小竹、車前子等七十余位詩人參加。“運河筆會”停止后，陳超和歐陽江河開端頻仍通訊。極端惋惜的是陳超寄給歐陽江河的信都散佚了，我們今朝看到的只是歐陽江河寫給陳超的部門函件。陳超那時曾經認識到歐陽江河的長詩寫作表現了詩歌（說話）對保存抗衡、對稱的寫作態度，“歐陽江河的詩具有深奧的智力、常識、感性顏色。對形而上學話語的決心深刻，對提醒保存/性命態度的傾力告竣，使他的幾首長詩成為這個時期最令人器重的‘備忘錄’，他是某種水平上的集年夜成者。遼闊與細膩，鋒利和滋潤，含糊和澄明，抽象和具象，在他的詩中獲得渾融。詩歌據此成為與保存抗衡/對稱的‘質的常識’。”（陳超《以夢為馬——重生代詩卷·編選者序》）與其他批駁家所分歧的是陳超是對歐陽江河的實際專門研究性以及詩歌創作才幹同時予以重視和深度不雅照的批駁家，“此后，我就將歐陽江河看成優良的詩人對待了。不只僅由于他的詩，更由于他盡對專門研究化的實際立場。這是我判定一個詩人價值的主要角度。高深的實際腦筋，往往使詩人的寫作由自覺上升到自發，由即時性觸發上升到無方向性。”（《印象或潛對話》）1991年乍熱還冷的時辰，陳超接到歐陽江河的來信，要其餐與加入四川舉行的前鋒詩歌研究會。會期快要，已開端預備行裝之際，陳超忽然接到了一向“三言兩語”的歐陽江河最為冗長的來信，“下級決議，會議撤消。”（電報）
盡管于堅是四川人，但由於母親是昆明人的緣故，所以在良多人看來于堅屬于典範的云南高原土著，矮小、較胖、神色渾厚、眼神執拗而敞亮，同時又自信而堅韌，過度而又有些圓滑，“在我的伴侶中，于堅是少少數的那種深悟本身本質的人。這使他的寫作，一向堅持著恰到好處的過度：本位主義和天然主義的聯合。酒精、聚首、垂釣和網球，并沒有使他的詩歌表示得興高采烈、潦草和悵惘。他有時也贊賞此外詩人，但更像是在盡伴侶的‘任務’，言不由衷，含有將就一切同仁的‘團體主義’念頭。這也許闡明于堅老于圓滑，也許闡明于堅對本身名譽的估量，或兼二者有之。”（陳超《印象或潛對話》）第三代的“龍頭”詩人于堅是陳超訂交三十多年的老友，他們從80年月初開端就堅持了終年的通訊。詩人們廣泛以為于堅是后古代式的“怎么都行”的人，但陳超卻以為老于堅實在是特殊當真、忠誠的人。對此，在《于堅之“清楚”》一文中陳超給出了證實，“某年我‘挈婦將雛’要到云南幾個處所一游。提早給老于堅通了氣，無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沒曾想很快接到于堅回信，要我制訂嚴厲的‘觀光日程表’頓時發他，要詳細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這般等等。他頓時將設定云南數地伴侶按時策應我們。我的過程全無打算，一向愛好浪哪兒算哪兒。看著于堅鉚工車間‘工永日志’般的周詳，我和老婆深為激動。為了伴侶能玩得高興、便利，他要誨人不倦將細節搞‘清楚’，蘿卜未至坑先挖好，省得露天曬蔫。嚇得怕給人添費事又幹事任性的我，決議先不予答覆，本身遍地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竄到昆明。”
在陳超與于堅的來往史上我們又不得不提到那場“盤峰論劍”。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詩摸索》《北京文學》、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北京作家協會結合舉行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實際扶植研究會”在北京平谷的盤峰賓館舉辦，此次會議被稱為“盤峰詩會”“盤峰論爭”“盤峰論劍”。“盤峰詩會”簡直一夜之間轉變了良多詩人伴侶之間保持多年的友情——包含于堅和陳超，可是對于堅的為人、詩歌和詩論的懂得深度以及全體性考核的正確度上還很少有人能出陳超之右，“牴觸的詩歌‘酋長’。左手敏捷地擺弄云南某部落的風水盤，右手揮動‘后古代’的解構柳葉刀。他是詩歌界僅見的能奇詭地將說話哲學和天然主義，波普爾的‘批評感性主義’與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文研會的‘為人生’和巴爾特的‘零度寫作’，金斯堡的癲狂的‘嚎叫’與奧修的‘靜心’嘮嗑……無任何心思累贅地雜燴于一體的人物。他勝利地否決了思惟認識烏托邦，但又要樹立‘原在烏托邦’。他的詩歌經常佈滿活氣，富于試驗精力，但對年夜大都讀者都有可理性。于堅近年的實際文本牴觸糾結、‘野蠻在理’，像粗拙羊毛團的急流，但時有小我的睿見，羊毛長在羊身上。這位棕色酋長想告知我們的是：固然‘詩有別材’，但到‘謝絕隱喻’為止。”（《速寫28家》）
盡管周倫佑偏居西昌小城，可是從80年月開端就與陳超堅持了終年的通訊，私情甚篤。1993年春天，周倫佑來北京處事，在唐曉渡的家中他說過如許一句話：“陳超是我迄今的伴侶中最本真的一個，是文友中少有的‘真人’。”由此可見，在周倫佑心中陳超是不成多得的伴侶，“每次收讀你的信都給我帶來高興。固然我們好久沒有通訊了，但這幾年來，在營生的艱巨中，我也經常想到你。真正的友情是超出時光和空間的，這不是套話，是我心坎的堅執信心。想想看，在好處主宰一切人際關系的貿易時期中，學人之間彼此取熱的除了友情還有什么呢！？”（2000年12月18日周倫佑致陳超）多年后，再次重讀陳超對周倫佑的印象記時我仍感念不已，這一評價的確太正確了，“我有時會惡作劇地說，周倫佑是潛伏的‘極端主義者’。他的遺世狂傲和吁求推戴心思令人驚奇地扭結在一路。在扳談和傾聽他人看法的時辰，周倫佑經常咧嘴年夜笑，他用親熱的臉色告知你必需加以修改你本身。他歷來不是寧靜的張望者，歷來不忍心讓本身離開噬心話題的中間。這使周倫佑難以堅持儒雅的風采。”至今我和周倫佑有過三次會晤，一次在漳州舊鎮，一次在深圳，一次在南京。第一次見周倫佑是在道輝的書院舉辦的“前鋒詩歌十年夜門戶”研究會上，那時是我和周倫佑結合掌管。周倫佑在掌管的時辰往往鵲巢鳩佔、本身滔滔不絕，甚至還不時打斷講話嘉賓的話。成果富于戲劇性的排場呈現了，在場的詩人所有人全體表決，免職了周倫佑的掌管標準，而由我零丁掌管。2015年炎天，在南京燕子磯，我與周倫佑、雷平陽、胡弦、梁雪波等人出行時已近傍晚。水邊的堤壩上空有一個高峻的電塔，恰好有人放一個哆啦A夢圖形的卡透風箏。雷平陽用手機拍下了戲劇性的一幕，周倫佑臉色夸張而嚴厲，其頭頂上的阿誰卡透風箏看起來更為幽默甚至詭異。2006年12月，花城出書社出書了《周倫佑詩選》（忍冬花詩叢），封底上有陳超如許一段評價：“他和昏黃詩人屬統一代人，但實際預備卻比很多人堅卓扎實。假如說晚期北島們的團體愿看更多是樹立在通俗、樸實的人性主義態度，周倫佑卻更敏感于全球一體化的后古代的文明遷移年夜勢。這位偏隅于西昌小城的常識分子，鎮日苦讀、思慮、寫作和摘錄。對從西歐到美洲年夜陸的很多文明/藝術要害點性人物，周倫佑均能有所理睬并強行整合到本身的認識中。他是誇耀的、雄辯的、構筑系統絕不手軟有時卻又表示出對迷信主義的敬畏。”
陳超與唐曉渡、徐敬亞的第一次會晤是在1986年8月底在蘭州舉行的全國詩歌實際研究會上。而在此前的兩三個月，陳超給唐曉渡留下的印象是寫于1986年4月的《“人”的流放——對幾種風行詩潮的貳言》這篇文章。這也是唐曉渡在《詩刊》社的作品組任務四年后調到評論組后刊發的第一篇實際文章。該文中，陳超對人的主體性準繩的提出在那時不只具有主要性、啟發性並且還具有超前認識，“人是主體的準繩，是一切文學款式的基礎準繩。這是帶有質的規則性的準繩，嚴厲的詩人是別無選擇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以為人在詩中位置的差別，其間就不是立異與保守的差別，而是真諦和錯誤的差別了。”
80年月中期掀起女性詩歌的高潮，此中以伊蕾、翟永明、唐亞平、張燁、陸憶敏、林白、海男、沈睿、張真、傅天琳、李琦等為代表。她們將女性經歷和主體認識浮現在這一時代的詩歌寫作中，挑釁了因循已久的男權話語中間論，帶來了特異的性別文明景不雅。尤其是翟永明的《女人》（《詩刊》1986年第9期）、伊蕾的《單身女人的臥室》（《國民文學》1987年1—2月合刊號）、唐亞平的《玄色戈壁》（《國民文學》1986年4月號）以集束炸彈的後果激發了全部詩壇的絕後顫動。這如同宏大的磁場吸附了那時這般浩繁的別緻、熱鬧、不解和批評的眼光。陳超在信中稱號伊蕾為“老孫”。這個稱號是信賴，是會意，是歡愉，還帶著幾分風趣和頑皮，而這恰是陳超性情的一部門。2015年4月9日，伊蕾從北京近郊給我快遞了1987年到1991年間她和陳超通訊的復印件，她在一張紙上還具體地注明了每封信的寫作時光。1989年5月，伊蕾依托“七月詩社”在天津開辦《詩人報》并擔負主編。陳超不只在《詩人報》上頒發了一些詩論，並且還受伊蕾的委托向韓東、于堅、張棗、歐陽江河、嚴力、王寅、孟浪、唐亞平、楊小濱、伊沙、島子等人約稿。1988年12月漓江出書社出書了伊蕾的詩集《單身女人的臥室》。1987年8月1日，陳超在給伊蕾的信中觸及為這本詩集寫序的顛末，“詩稿再三讀過，使我對你的詩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懂得。我為它寫了三稿序文，終極仍是棄置了。‘常識型’的序最基礎無法進進它們；‘體驗型’的序才能夠抵近它的最高限值。那是一個熾烈難當的夜，我在冥冥中覺得了你。我在苦楚的燈光下，讓一行行血滴在白紙上垂垂顯形。”恰是源自陳超的懂得和激勵，伊蕾在詩集《單身女人的臥室》的后記《確認本身，完成本身》中予以精力上的照應，“我是幻想主義者，我屬于將來，我的詩是基于將來不雅，對傳統文明停止背叛式的沖擊。”1991年，伊蕾分開詩壇，遠赴嚴寒的俄羅斯。二十年后，2010年1月《伊蕾詩選》由百花文藝出書社出書，此中的序仍出自伊蕾最為信任的陳超之手。這篇序的寫作時光是2009年4月5日深夜，“在2009年今夜，這個東風陶醉的早晨，‘噓——’悄悄叩門，仍然佈滿熱忱，佈滿活氣，仍然佈滿魅力，佈滿神奇。這里似乎有一代詩歌芳華所吟述的關于愛的幻想，一代芳華關于單獨生涯的愿看，一代人對性命體驗之詩的興趣，甚至一代人對主流文明/文學的奮勇抗辯……”
六
那時很多多少當事人有在手札中夾帶詩歌、自印詩集以及評論的習氣，假如在郵寄或接受經過歷程中函件失慎喪失，這對當事人的衝擊是宏大的。要了解，那是一個手寫稿的時期，而那時良多人并沒有保存草稿的習氣。
1994年4月，陳超將兩篇關于王家古詩作《詩》和《日誌》的評論文章寄給王家新，但遲遲未收到王家新的回信。兩邊都認為函件喪失了，于是陳超在無法情形下又重寫了這兩篇文章。極富戲劇性的是這封信并沒有喪失，而是被郵局耽誤了十多天的時光。
此中一些通訊中夾帶的詩歌和評論觸及當事人之間的深刻來往和交通，也與那時官刊和平易近刊的約稿有關，好比陳超為《文論報》《詩神》《詩人報》《長城》的組稿。此中函件里觸及的代表性的文本有陳超的《空無與真正的》《博物館或火焰》《我看見轉世的桃花五種》，伊蕾的《母親》《單身女人的臥室》，西川的《致敬》《惡運》《會合》《廣場上的夕照》《鷹的話語》《喜劇真諦》《在路上》《與弗萊德·華扳談一下戰書》《虛擬的家譜》《年夜意這般》《中國的玫瑰》《隱秘的會合》《讓蒙面人措辭》《西川詩選》《行家的任務》，于堅的《作品第6號》《心靈的居所》《烏鴉》，韓東的《他們 人和事》《有關年夜雁塔》《我聞聲杯子》，王家新的《臨海的孤單的屋子》《詩》《日誌》《鐵》《卡夫卡》《守看者》《誰在我們中心》《卡夫卡的任務》《最后的營地》《帕斯捷爾納克》《守看》《龐德》《反向》《詞語》《另一種景致》，崔衛平的《詩歌與日常生涯》，白文的《十七首詩謠和半個夢》，梁曉明的《開篇》，周倫佑的《頭像》《不受拘束方塊》《帶貓頭鷹的漢子》《日蝕》《狼谷》《白色寫作》《白色寫作》，劉翔的《他》，臧棣的《燕園紀事》《宇宙景致學——為陳超而作》《在海濱療養院，或黑洞學》，張洪波的《詩歌操練冊上的手記》，黑年夜春的《黑棺材鋼琴奏叫曲——為亡弟而作》《老家》《雪夜病中吟策蘭》《蘭》《仲夏夜之夢》《自省》，鄭單衣的《昏倒組詩》《重逢》《給云》《喪會議室出租失》《子曰》《誕辰》《歷來也不曾》《炎天的同黨》，龐培的《天然歷書》，安琪的《紙空氣》，育邦的《成分證》《飛鳶》等。函件中所附的這些詩作、論文帶有版本學的主要價值，此中一些詩作在分歧時代顛末了編纂或作者自己的修正，對比它們之間的差別和奧妙之處會從頭面臨文本產生學的經過歷程，好比王家新的代表作《帕斯捷爾納克》《卡夫卡》以及歐陽江河的《鷂子火鳥》《哈姆雷特》在信中給陳超的版本與后來結集出書的版本就差別很是顯明。王家新還分兩次給陳超寄過《誰在我們中心》，一個是草稿，一個是定稿。
那時很多詩人談到了一個配合的景象，即他們的詩歌在刊物（包含平易近刊）上頒發或結集出書時被編纂和出書方刪改的情形，甚至有的是大馬金刀的肢解。歐陽江河、西川、于堅、王家新、陳超、黑年夜春都談到了此類狀態，“寄上近作，頒發在《十月》三期上的，有一首詩被他們改壞了，我恢回復復興狀”（1987年6月27日于堅致陳超），“《國民文學》二期發了我五首，但沒想到有二、三首給我刪動得渙然一新，讓我無話可說。”（1991年2月18日王家新致陳超）西川的詩集《隱秘的會合》（改造出書社1997年版）最後的標題為《會合》，“隱秘的”三字系出書方所加，來由是這個題目更能吸引讀者而增添銷量。甚至陳超編選的《以夢為馬——重生代詩卷》，出書方為了節儉本錢（紙張和印刷所需支出）而私行撤失落了包含劉翔在內的9位詩人的作品，而陳超自己最基礎就不知情。
這些手札是機械復印時期未到來前的最后的手寫時期，是一份份極具興趣性和特性化的不成復制的禮品。就信紙而言，就有稿紙、備課用紙、打印機公用紙、白紙、活頁筆記本、小我公用信紙等。這些稿紙和信封所觸及的單元和機構（有的早曾經不存在了）就成了汗青檔案，好比《四川文明》報社、《年夜時期文摘》報社、《古代漢詩年鑒》《佛山文藝》、《為了孩子》雜志社、布朗年夜學英語系、北京年夜學、北京年夜學中文系、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中國社科院外研所、陜西省社科院、陜西經貿學院、四川社科院、浙江年夜學中文系、杭州師范學院、南京財貿學院、深圳年夜學、湖北師范學院、西昌農業專迷信校、河北師范年夜學、河北師范年夜學中文系、北京片子學院、福建省戲曲研討所、河北省文聯、河北省作協、中國作協福建分會、中國作協云南分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云南分會、云南省文聯、中共昆明市委黨校、雨果攝影藝術黌舍、湖北省書刊刊行部、中國兒童成長中間、江蘇省檔案迷信研討所、冀外經貿、杭州平易近生藥廠、杭州青年詩社、杭州青年詩運動中間、《休息》報社、龍華迎賓館、上海明星紙品廠、《浣花》雜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度稅務局、涼山彝族自治州文明局、涼山彝族自治州社會休息力治理處、華能南京電廠、《熱風》雜志、《中國保險》雜志社、《華人世界》雜志社、《國民文學》雜志社、《詩刊》社、詩刊社全國青年詩歌刊授學院、《文藝報》《詩神》《作家》雜志社、《中國作家》雜志社、《滇池》文學月刊、《年夜東北》雜志、《南京文藝》、涪州論壇、《江南雨》雜志社、《芳華》雜志社、《舉世》雜志、中國消息社、《中華唸書報》、國民文學出書社、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冶金產業出書社、浙江文藝出書社、內蒙前人平易近出書社等。
從這些手札當事人的手寫習氣和字跡我們也看到了特性光鮮的差別，好比沈睿會連用三個年夜年夜的感嘆號，好比徐敬亞、李亞偉和萬夏的字寫得很是年夜。陳超的書寫基礎是中規中矩的，獨一書寫潦草的一封信（1999年8月14日陳超致王家新）則是由於那支筆漏油，所以不得不加速書寫的速率。這些手札也折射了一些人的性情和習氣，好比鄭單衣往往是寫完信之后并不急于寄出，而是拖一段時光再說，此中他給陳超的一封信就是在寫好之后近一個月才寄出的，“在我的書桌上有寫好的未寄的大批函件。這種習氣養成多年了，我就是在這種方法里和伴侶扳談的。”（1996年4月3日鄭單衣致陳超）
手寫體的時期停止了，手札的時期停止了，前鋒詩歌活動停止了，而以陳超為中間的一代人的手札來往卻見證了巨大而坎坷的中國前鋒文學的汗青軌跡。這份輕飄飄的汗青檔案從頭翻開了一扇隱秘的前鋒之門，他們一代人平面而深邃深摯的精力肖像得以更為清楚地鏨刻與顯影。也許，前鋒精力并未遠往，它就在每一代人的身邊、心中、筆底……
（原題目：《手寫體檔案與前鋒時期的終結——以陳超手札（1981-2014）為中間》，原刊《鐘山》2023年第4期。作者簡介：霍俊明，河北豐潤人，編審、研討員，《詩刊》社副主編、中國作協青年任務委員會委員，著有《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顯微鏡下的孟浩然》等專著、詩集、散文集、漫筆集、批駁集多部，譯注《笠翁對韻》，評注《唐詩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