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 等著《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研討》出書暨緒言
書名：《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研討》
作者: 丁四新等著
出書社: 河北教導出書社
出書年: 2022-11
【作者簡介】
丁四新，1969年生。共享會議室哲學博士。清華年夜學哲學系傳授、博士生導師，教導部長江學者特聘傳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周易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會副會長，是武漢年夜學中國傳統文明研討中間兼職研討員、華東師範年夜學兼職傳授。系全國優良博士學位論文取得者。曾任武漢年夜學二級傳授、珞珈特聘傳授和湖北省周易學會會長。重要從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私密空間簡帛思惟的研討。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惟研討》《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先秦哲學摸索》《周易溯源與晚期易學考論》《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洪範年夜義與忠恕之道》等。主編《簡帛思惟研討》集刊。頒發學術論文一百五十餘篇。
【緒言】
一
本書是筆者掌管的教導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討基地嚴重項目“上博楚竹書儒道哲學文獻研討”（1教學2JJD750003）的最終結果，它包含“思惟研討”和“竹書注譯”兩個部門。
出土先秦秦漢簡牘和帛書是近半個世紀年來國內外相關學界的研討熱點和重點。大略說來，以1998年爲界，1973年末至二十世紀九十年月中期爲一個階段，屬于帛書和竹簡研討并重的時期；而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的出書，正式開啓了竹簡或竹書時代。此中，郭店簡的出書是一個標志性事務。隨后，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清家教華年夜學躲戰國竹簡、北京年夜學躲秦簡和西漢竹書、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躲秦簡、安徽年夜學躲戰國竹書等的相繼收拾和出書，在相關學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研討熱潮。近年，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西漢竹簡，荊州龍會河出土了三百多枚戰國竹簡，也很是值得等待。可以預見，竹簡或竹書研討的熱潮還將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很是主要，它們基礎上屬于子書和經書性質，在從頭認識、還原和建構先秦哲學、思惟的基礎結構和內涵上起著主要感化。關于上博簡的發現及其制作時代，馬承源在《媒介：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收拾》一文中有較爲詳細的幫助。據此文，上博簡是分兩批進躲的，一批于1994年春出現在噴鼻港文物市場上，并于當年5月進躲上海博物館；另一批于1994年秋冬之際出現在噴鼻港文物市場上，并于同年冬天進躲該館。又據馬承源的說法，它們其實屬于統一批竹簡，第二批竹簡可以跟第一批竹簡綴合，且在內容上是相關的，故它們應當出自統一座楚墓。這兩批竹簡，完、殘簡合計一千二百余支，有三萬多字。馬承源還說，這些竹簡“當時傳聞約來自湖北”，他甚至推想，它們有能夠同出于郭店墳場。關于這兩批竹簡的制作時代，馬承源綜合多種原因推斷，上博簡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品”。總之，上博簡的抄寫時代年夜約與郭店簡相當，是戰國中期偏晚至戰國早期偏早的手本。
從2001年至2012年，《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一共出書了九冊。這九冊所收篇目分別是：第一冊（2001）刊載了《孔子詩論》《緇衣》《性格論》三篇。此中《緇衣》簡亦見于郭店簡和今本《禮記》；《性格論》亦見于郭店簡，不過收拾者稱之爲《性自命出》。第二冊（2002）刊載了《平易近之怙恃》《子羔》《魯邦年夜旱》《從政（甲篇）》《從政（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七篇，重一篇。不過，兩篇《從政》簡實際上應當爲一篇，收拾者誤分爲兩篇。《子羔》《容成氏》原有篇題，《平易近之怙恃》亦見于《禮記》之《孔子閑居》篇。又《子羔》與《魯邦年夜旱》《孔子詩論》同簡制，學者或據此認爲這三篇竹書同卷，甚至同書，應合稱爲《子羔》。第三冊（2003）刊載了《周易》《仲弓》《恒先》《彭祖》四篇。《共享會議室恒先》原有篇題。第四冊（2004）刊載了《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圖片》《柬年夜王泊旱》《內禮》《相邦之道》《曹沫之陳》九篇。《逸詩》包括《交交鳴烏》和《采薪》兩首詩，《昭王毀室》和《昭王與龔之圖片》兩篇連續抄寫在十支竹簡上，中間有墨節分開。《內禮》《曹沫之陳》原有篇題，《內禮》與《年夜戴禮記·曾子立孝》等傳世書篇有關。第五冊（2005）刊載了《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之諫》《季康子問于孔子》《姑成家父》《正人爲禮》《門生問》《參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九篇。《鬼神之明》和《融師有成氏》兩篇連續抄寫在八支竹簡上，中間有墨節分開；《競建內之》原有篇題。第六冊（2007）刊載了《景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皇帝建州（甲本）》《皇帝建州（乙本）》九篇，重一篇。《景公瘧》《莊王既成》和《慎子曰恭儉》原有篇題。《景公瘧》所記事務，可參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和《晏子年齡》的有關部門。《平王與王子木》的事跡，參見《史記·楚世家》《左傳·昭公十九年》。第七冊（2008）刊載了共享空間《武王踐阼》《鄭子家喪（甲本）》《鄭子家喪（乙本）》《君人者何須然哉（甲本）》《君人者何須安哉（乙本）》《凡物流形（甲本）》《凡物流形（乙本）》《吳命》八篇，重三篇。《凡物流形（甲本）》《吳命》原有篇題。《武王踐阼》，傳世古籍見于《年夜戴禮記·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可參見《左傳》《史記》的相關部門；《吳命》年夜致同于《國語·吳語》。第八冊（2009）刊載了《子道餓》《顔淵問于孔子》《成王既邦》《王居》《志書乃言》《命》《李頌》《蘭賦》《有凰將起》《鶹鸝》十篇。《王居》和《命》原有篇題。第九冊（2012）刊載了《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成王爲城濮之行（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止王全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于夫子》《卜書》十二篇，重一篇。此中，《舉止王全國》五篇分別是《古公見太公看》《文王訪之于尚父舉治》《堯王全國》《舜王全國》《禹王全國》，它們連續抄寫在三十五支竹簡上，中間以墨節分開爲界。上博竹書的具體情況，可以參看收拾者在釋文前所撰的幫助。合計起來，上博簡已出書九冊共七十一篇，此中五種重篇，一種本不當分篇（《從政》）。這六十五篇竹書觸及哲學、宗教、歷史、文學、樂音和政治、軍事、教導等方面，內容非常廣泛；同時，它們爲戰國古文字的研討供給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年夜步促進了古人的認字程度。
從傳統學問分類的角度看，上博楚竹書的年夜多數篇目屬于子書和經書性質，其思惟含量和學術價值很高。而在這些竹書中，儒家著作占了年夜多數，道家著作約爲三四篇，僅有個別篇目能夠屬于陰陽家、兵家或墨家著作。爲了更好地輿解其學術價值和思惟內涵，我們對于上博楚竹書作了進一個步驟分類，第一類是儒家竹書，以孔子爲中間，與孔子或孔後輩子有直接關系，它們包含《孔子詩論》《緇衣》《顔淵問于孔子》《仲弓》《門生問》《季康子問于孔子》《孔子見季桓子》《平易近之怙恃》《內禮》《正人爲禮》《子羔》等篇。第二類依然是儒家竹書，但難以直接看出其與孔子的關系，它們包含《性格論》《容成氏》《昔者君老》《皇帝建州》《武王踐阼》《從政》《君人者何須然哉》等篇。第三類屬于道家竹書，它們包含《恒先》《彭祖》《凡物流形》三篇。第四類在儒道兩家之外，《曹沫之陳》屬于兵家著作，《參德》大要屬于陰陽家著作，《鬼神之明》跟墨家思惟有關，而《慎子曰恭儉》能夠是慎到的著作。順便指出，上博簡包括《周易》一篇，竹書《周交流易》當然很主要，但由于它自己不是一個哲學文本，且筆者已出書《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一書，故原計劃沒有將其列進本書的研討范圍中。
從思惟內涵出發，上博楚竹書真正令筆者感興趣的處所，一是它們可以直接呈現出孔子或孔門門生的思惟，二是它們包括了豐富的晚期儒家的政治思惟，三是它們包括了晚期道家的思惟。它們重要反應了從年齡末期至戰國中期儒家和道家思惟的一些基礎面孔，而這一點，恰是促使筆者申請相關計劃，系統研討上博簡的緣由地點。
二
學界對于上博楚竹書的研討年夜體上是從2002年開始的。是年11月，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了《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第一冊。此后，每出一冊，學者旋即展開追蹤研討。前八冊的出書都惹起了學者的強烈關注，但第九冊的出書沒有産生多年夜影響，這是因爲一方面上博楚竹書冗長的出書節奏過度耗費了相關學者的研討熱情，另一方面清華簡的出書極年夜地轉移了相關學者的留意力。
從總體上看，學界對于上博楚竹書的研討可以分爲兩年夜類型。一種是基礎性研討，它包含考古學、文字學、文獻學和歷史學等的研討。此種研討爲上博簡的哲學或思惟研討供給了基礎和條件。上博竹簡在1994年進躲后隨即做了脫水、清算和文物保護、鑒定的任務。盡管原收拾者爲上博竹書的出書傾注了大批血汗，但不克不及不說，所有的九冊竹書的釋文、注釋存在大批問題，在竹簡編聯、文字隸定、詞句瑜伽場地訓釋和辭意疏浚上都需求從頭討論和修訂。從2002年至2005年，“簡帛研討”網站（www.jianbo.org）承擔了上博簡實時研討的重擔；從2006年至2008年，“簡帛”網站（www.bsm.org.cn）承擔了相關實時研討的重擔；自2009年之后，“復旦年夜學古文字與古文獻研討中間”網站（www.gwz.fudan.edu.cn）成爲上博簡實時研討的重要平臺。此外，《古文字研討》《簡帛》《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討》《出土文獻》《上博館躲戰國楚竹書研討》等刊物對于上博簡的文字隸定、釋讀、訓釋及文獻學、歷史學的研討等作出了宏大貢獻。從釋讀看，除原收拾者外，李零、陳偉、季旭升、何琳儀、徐在國、陳劍、李學勤、裘錫圭、劉釗、劉信芳、沈培、李守奎、劉樂賢、趙安然、白于藍、黃人二、林志鵬等人的貢獻較爲凸起。季旭升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讀本》系列、陳偉的《新出楚簡研讀》、李零的《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黃人二的《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研討》系列、蕭毅的《楚簡文字研討》、池田知久監修的《上海博楚簡の研討》系列、福田哲之的《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研討》、饒宗頤/徐在國的《上博躲戰國楚竹書字匯》、侯乃峰的《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等，都是值得重視的研討文獻。
另一瑜伽教室種是高層次研討，包含哲學史、思惟史和經學史的研討。此類研討以上博楚竹書中所見各種哲學概念、命題和思惟內容爲中間，其結果與本書的“思惟研討”部門是異性質的，爲本研討計劃最終結果的完成供給了最附近的對比和參考。丁四新掌管的“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惟研討”（2002）、張杰掌管的“郭店簡與上博簡中的儒家政治哲學研討”（2005）教學、李鋭掌管的“出土簡帛古書的學派鑒定研討”（2007）、曹峰掌管的“近年出土黃老思惟文獻研討”（2007）、王中江掌管的“出土簡帛文獻與現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討”（2011）等，其課題性質是雷同的。此后，還有一些相關課題立項，筆者就不再逐一羅列了。從結果來看，曹峰的《上博楚簡思惟研討》《近年出土黃老道家文獻思惟研討》、王中江的《簡帛文明與現代思惟世界》、郭齊勇主編的《儒家文明研討》第一輯、丁四新主編的《楚地簡帛思惟研討》（第三至七輯）、張杰的《從簡帛中發掘出來的政治哲學》、湯淺邦弘的《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惟史研討》、淺野裕一的《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惟》《戰國楚簡研討》、japan(日本)楚簡研討會編的《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現代文明》、葉國良主編的《出土文獻研討方式論文集》、郭梨華的《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李鋭的《新出簡帛的學術摸索》、楊華的《新出簡帛與禮制研討》等書，都與上博簡直接相關。別的，陳靜、白奚等學者關于上博簡《恒先》篇的論文亦值得參考。
就單篇來看，《孔子詩論》《性格論》《緇衣》《平易近之怙恃》《容成氏》《子羔》《周易》《武王踐阼》《內禮》《恒先》《參德》《個人空間凡物流形》等竹書惹起1對1教學了相關學者較多的關注和討論。此中，《孔子詩論》《緇衣聚會場地》《周易》《容成氏》四種竹書均有研討專書出書。《孔子詩論》有劉信芳的《孔子詩論述學》（2002）、陳桐生的《〈孔子詩論〉研討》（2004）、鄭玉姍的《上博（一）孔子詩論研討》（2008）、曹建國的《楚簡與先秦〈詩〉學研討》（2010）、晁福林的《上博簡〈詩論〉研討》（2013）問世，而《周易》則有濮茅左的《楚竹書〈周易〉研討——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2006）、陳仁仁的《戰國楚竹書〈周易〉研討》（2010）、侯乃峰的《〈周易〉文字匯校集釋》（2009）、鄭玉姍的《出土與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經文考釋》（2010）及拙作《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2011）出書，甚爲壯觀。
總之，上博簡的研討已獲得了許多主要研討結果，成績非凡，這不單表現在竹簡的編聯、字形的隸定和釋讀、文本的訓釋上，並且表現在其思惟的研討，特別是單篇竹書的思惟研討上。不過，十余年來，上博簡研討存在一些較年夜缺乏和缺點，也是無須置疑的，這重要表現在：一，年夜多數結果很繁雜，很瑣碎，且它們普通屬于小學和考據性質；二，絶年夜多數結果以單篇竹書爲論述條件，是促狹而孤立的研討；三，語文性的研討與思惟性的研討結合缺乏，做思惟研討的學者對于語文性研討結果的應用不夠充足和盡心；四，思惟性研討的相關論著較少，它們尚缺乏以提醒上博簡的思惟內涵和價值地點。是以推進上博簡朝著思惟研討的標的目的前進和深化，并作周全而系統的研討，這是我們當後面臨的一個需要任務。有鑒于此，筆者在本項目標執行過程中采取點面相結合的辦法，既關重視點篇目標研討，又同時開展綜合性的研討。以孔子爲中間的竹書、《禮記》類竹書、儒家政治類竹書和道家類竹書，是本書的重點研討對象。我們撰寫《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研討》（包含“思惟研討”和“竹書注譯”兩個部門），恰是完成如上任務的結果匯集，一方面深化學界對于上博楚竹書的思惟研討，另一方面借此從頭思慮了先秦哲學的一些基礎問題。
三
本書的兩個基礎研討任務一是較爲周全地梳理、論述和討論上博楚竹書的哲學內容和內涵，并構成其思惟研討的結果；二是從上博楚竹書中挑選出一些思惟性較強的篇目來作簡明而直接的注譯，并構成了其相關結果。這兩種結果合起來，即爲本書的基礎內容，故本書命名爲《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研討》。藉助前者，筆者希冀深化對上博竹書思惟的懂得，系統地闡明其基礎內容及其思惟貢獻。藉助于后者，筆者希冀它能夠在簡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之間架起一座方便而堅固的橋梁。
具體說來，我們的研討任務是這樣展開的：
第一，對于上博竹書的注譯，在遴選篇目標基礎上，我們先做集釋，后做讀本，其目標是做成一份真正具有“讀本”性質的注譯結果。筆者長期從事簡帛文獻的研討和教學，在武漢年夜學任教期間曾屢次開設“出土簡帛哲學文獻選讀”課程。除了部門課時我用來做講座之外，年夜多數課時是學生在做講讀和討論共享空間。根據我的請求，學生需預先做竹書集釋，然后在課堂演出示，大師配合討論。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得以充足清楚和檢討學界在上博簡的簡序、文字釋讀、詞句訓釋和辭意懂得上的長短得掉，在接收正確、靠得住意見的基礎上大師構成了相對靠得住的文本懂得。筆者任教于清華年夜學后，也將此種教學方法貫徹到簡帛讀書會之中。本書的列位撰稿人都接收了此一訓練，都具有傑出的研讀簡帛文獻的才能。近十年來，在撰寫上博楚竹書注譯文稿的過程中，我們依然是這樣請求本身的：（一）參考學者的意見，從頭審訂每篇竹書的簡序；（二）甄別文字釋讀的正確與否，裁減錯誤的意見；（三）彙集有價值的注釋并作比較，以確定最靠得住的訓釋；（四）構成新的懂得，并作出評論和提出新觀點。筆者認爲，做好集釋是做好本書注譯的基礎。從體例來看，本書的注譯部門設置了“簡介”“原文”“注釋”“今譯”“思惟”和“參考文獻”六個部門。本書注譯結果的初稿，曾于2018年11月2日邀請陳靜研討員和曹峰、劉國勝、李鋭傳授作了專門的審閲。在隨后兩年，我們對本書的注譯部門作了較年夜的修正和補充。值得指出，相對于原計劃，我們又增添了數篇竹書以作爲研討對象。
第二，對于上博竹書哲學文獻的思惟研討，我們的任務可以分爲兩年夜類，一類是個案研討，另一類是綜合研討。個案研討觸及《孔子詩論》《性格論》《容成氏》《恒先》《凡物流形》《參德交流》等主要篇目，綜合研討則觸及孔子類、《禮記》類和儒家政治思惟類著作。后者所涉竹書較多，故我們采取了綜合研討的辦法。在此基礎上，我們梳理和剖析了這些竹書的思惟內涵，比較了它們與先秦諸子的思惟關系，并力圖闡明其主題、結構、特質和學派歸屬等問題。在觀點上，我們一方面主張創新，但另一方面認爲創新必須是恰當而真實的。並且，整個論述必須平允有度。而在整個研討中，我們始終關心上博簡在多年夜水平上能夠改變人們對于先秦哲學之思惟內涵的問題，上博簡的意義和價值最終也系于此。
我們研討上博竹書所碰到的難點大要有三：（一）竹書文本的訓讀。在很年夜水平上，竹書對于古人來說是“生疏人”或“遠方的來客”，它們穿越歷史的塵土而兀然地展現在我們眼前。竹書在文字、文本上的生疏性自不待言，其思惟上的生疏性也是不難見到的。傳世先秦秦漢典籍普通有前人注疏，訓釋成熟，出土文獻則否則，沒有現成注疏可據，故上博竹書的釋字和訓釋都衹能在當代學者間循環展開。據筆者的感覺，上博楚竹書的原釋文和訓釋年夜多不夠成熟，禁絕確和欠亨順的處所良多，甚至簡序也往往存在較年夜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重要是通過集釋和比較的辦法來解決的。通過集釋，我們研讀竹書的才能及對相關意見的批評才能獲得了很好的培養和年夜步的晉陞。（二）竹書學派性質的鑒定。此方面的難點重要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個別竹書的學派性質難以鑒定，二是若何再判斷儒家竹書更具體的學派歸屬。“學派”是漢人纔正式樹立起來的概念，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有“六家”的說法（《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有九流十家的分別，但畢竟這兩種分法都衹是對于諸子學派性質的簡單歸類，距離先秦百家爭鳴的實際情況較年夜。明天，我們在諸子的分撥問題上又多了一層障礙，即遭到了當代語境的嚴重干擾。正因爲這般，在作竹書的學派鑒定之前，我們應當盡力澄清本身的主體性迷思，做到態度更爲謹慎、冷靜，證據更爲客觀、踏實。（三）辨別竹書思惟的新價值。上博竹書有哪些思惟是古人前所未知的觀念和學說，并且它們在多年夜水平上將改變古人對于先秦哲學或思惟的見解？這是兩個嚴重問題。而對于它們的答覆，一方面依賴于我們對其思惟的研討深度，另一方面依賴于我們對于整個先秦思惟的把握水平。
我們研討上博竹書的方式重要有：（一）語言學的方式。所謂語言學的方式包含古文字、古音韻和訓詁學等方式。筆者請求每位課題參與人應當熟習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原字形，把握上古聲韻相通的基礎規則，熟習根據語境判斷字義的技能，自覺運用私密空間電子檢索東西來調查關鍵字詞和術語的古典涵義。（二）二重文獻比較、剖析法。此種方式便是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作比較，并加剖析的方式。運用此種方式的目標，一是爲了更好地辨明竹書的思惟內涵，二是爲了更公允地推考和判斷竹書的學派性質。不過，在判斷竹書學派性質的問題上，筆者還強調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的方式。考據是爲了充足調查和占有資料，但它衹有與義理相結合纔有興趣義，因爲學派性質或學派歸屬歸根結蒂是根據其思惟屬性來判斷的。（三）解釋學的方式。此處所說解釋學方式包含兩種，一種是文本解釋學的方式，另一種是哲學解釋學的方式。文本解釋學的方式是，本書對竹書的字詞、文義解釋采取從整體到部門和從部門到整體的循環解釋法。同時，若何懂得竹書的思惟還觸及我們對于整個戰國思惟佈景的掌握，整個戰國思惟的佈景也是筆者在此所說的“文本”概念之一。所謂哲學解釋學的方式，指從竹書文本到先秦哲學思惟系統，或許從哲學觀念到竹書文本的解釋方式1對1教學。此種方式的運用，使得我們對于整個竹書的解釋看起來是哲學的。哲學解釋是懂得上博竹書的高級形態。（四）思惟剖析的方式。此種方式是研討上博竹書哲學文獻之思惟的統一性方式，也是本書所運用的最最基礎、最主要的方式。在研討的過程中無論我們應用了幾多種方式，從筆者設置的主題來看，它們都必須指向或通過“思惟剖析”來發揮其感化，甚至本書的注譯部門從最基礎上來說也不過是爲了懂得竹書的思惟。“思惟剖析”方式的出發點是“私密空間思惟”，其歸終同樣是“思惟”。“剖析”強調內涵的推演和闡明，但本書同時留意結合先秦整體思惟佈景來作剖析，以防止剖析的主觀化。
四
《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研討》不僅在必定水平上超過了原課題設計的預期目標，並且在情勢和觀點上都獲得了一些創新。應當說，本書的寫作，推進了學界對于上博竹書之思惟內容的研討和懂得。
除了初次以“哲學文獻”的名義將上博簡相關文獻聚集在一路而具有很強的學科意識之外，本書注譯部門也獲得了一些創新，具有本身的特點。其一，本部門由“簡介”“原文”“注釋”“今譯”和“思惟”五個部門組成，此中“今譯”和“思惟”兩項是研討上博簡的同類結果普通沒有的。需求指出，我們對每一篇注譯的參考文獻作了匯總，編進書末，作爲總參考文獻。其二，本書的注譯以“讀本”爲目標，在忠實靠得住的基礎上強調其可讀性。爲此，本部門所列竹書“原文”盡量采用通行字，同時注釋力圖簡明簡要。今朝，學界關于上博簡的研討文章普通很繁瑣，技術性很強，可讀性很差，很是未便于從事中國哲學研討的學者接近它和應用它。其三，從時間來看，本部門是上博簡哲學文獻的最新讀本，它廣泛參考了相關結果，接收了衆多意見，故本書的注譯部門是值得重視和推廣的。
本書的思惟研討部門在情勢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此中后者是重要的。個案研討和綜合研討是本部門的兩種重要情勢。前者是相關學者廣泛采舞蹈教室用的方法，而后者則甚少采用。在個案研討上，本部門最凸起的例子是《恒先》，本書對它的研討由三章構成，應當說在多個層面和多個問題上推進了學界對于此篇竹書的認識。在綜合研討上，本部門最凸起的例子是對以孔子爲中間的竹書和對儒家政治思惟類竹書的研討，具體結果參見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應當說這兩章在較年夜水平上彌補了當前上博簡研討所存在的缺點。從內容來看，本部門的觀點和創新可以年夜體歸納綜合如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別論述了竹書《孔子詩論》《性格論》和《容成氏》的思惟。（一）第一章認爲，《孔子詩論》重要表達了孔子的詩學，甚至可以說，在今朝一切可見文獻中，孔子詩學在此篇竹書中獲得了最充足的體現。孔子詩學的最普通原則是“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志、情、意三者都圍繞“感情”展開。《孔子詩論》對于具體詩篇的解釋都體現了此一原則。此篇竹書還特別強調詩的品德性內涵，通過“以色喻于禮”而達到了“賢于其初者”的衝破，使人的感情性命上升爲品德性命。竹書《孔子詩論》與年齡時期風行的“斷章取義”及《毛詩序》“美刺兩端”的解詩原則是分歧的：“斷章取義”的目標是來往應酬，而“美刺兩端”的目標是作政治諷喻；據竹書可知，孔子解詩以品德教化爲本，與“斷章取義”說和“美刺共享會議室兩端”說年夜殊。（二）第二章認爲，竹書《性格論》（即郭店簡《性自命出》）以情和以氣論性，這是其主要特點；從品德的角度看，《性格論》的“性”概念能夠包括“性善”之意。“性”通過“心取”的感化而表發爲情，竹書的“情”兼具真實和感情兩義；禮樂的生作是以情面爲基礎的。“心”是“性”“情”的配合主宰。“心術”是修道的“四術”之一，它是一種內在的精力修煉，與內在的禮樂教化是相區別的。竹書《性格論》還提出了“四海之內其一性也”和“教所以生德于中”的主要觀點。《性格論》的心性學說是今朝所知最早、最系統的心性學說。（三）第三章認爲，《容成氏》屬于子書性質，其前半部門通過堯、舜、禹三圣禪讓的傳說深刻地闡發了儒家的禪讓思惟。此篇竹書顯示，從賢賢相禪到父子相繼的轉變很能夠是因爲“賢”所包括的“才幹”氣力最終超過了所謂“品德”氣力的結果。同時，在由堯所開啓的禪讓觀念中，“能禪性”恰是通過“能讓性”表現出來的：前者重要是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而后者與品德哲學具有親密關系。不過，在權位轉移的過程中，“讓”的原則轉變爲法式化的“五讓”禮制，卻在必定意義上異化了人們對于“賢”的傳統內涵的懂得，品德性的原因反而是以禮制的開啓而隱蔽不彰。由此而言，從堯的“視賢”“興賢”“讓賢”到舜禹的“五讓”，最后到啓的“攻益自取”，不論它們概況上看來有多么年夜的間隔，但它們具有邏輯上的一貫性，這是可以確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屬于綜合研討，前者論述了孔子類竹書的思惟，后者論述了儒家政論類竹書的思惟。（一）在第四章中，我們將《仲弓》《季康子問于孔子》《門生問》《孔子見季桓子》和《顔淵問于孔子》等篇稱之爲孔子類竹書或《論語》類竹書，它們都以孔子爲中間，并且此中部門語句即見之于今本《論語》共享會議室。這類文獻重要表現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惟，以“爲政”爲關鍵詞。在這些竹書中瑜伽教室，孔子強調品德教化，同時重視爲政者本身的德性修養。此外，這類竹書記述了孔子的“平易近務”思惟，包含孔子對于平易近衆的犯法和犯過的分歧態度和處理方式，以及孔子區分仁人和邪僞之平易近的思惟等。此類竹書很能夠是編纂《論語》的資料來源；而通過比較這類竹書與今本《論語》相關章段，可以闡明《論語》文本的構成及其演變問題。（二）第五章以政權問題爲中間，集中論述了上博竹書的儒家政治哲學思惟。這類竹書認爲政治權力來源于全國人，是全國人的公器。而此公器關聯著天命、民氣和德能三者，而此三者通過此公器彼此産生感化和影響，配合爲政權的符合法規性奠基基礎。從統治者或爲政者的角度來看，這即請求他一方面必須持續不斷地修德聚能，另一方面又必須不遺余力地依據“仁”的原則來管理國民。這般，他纔能夠順應天命和符合人心，從而可以獲得政權，或許可以維系此一政權。統治的符合法規性取決于“德”“能”兩個原因，一旦德衰或能退，人君的統治就會喪掉其符合法規性。在政權的轉移方法上，上博儒家竹書設想了三種方法，即“禪讓”“世襲”和“反動”三種。這三種方法，是晚期儒家政治哲學討論的一個思惟重點。從精力層面看，政權轉移的終極根據在于仁道，“仁”是爲政治國的最基礎價值原則。
第六章至第九章論述了道家竹書的哲學思惟，此中前三章專門討論《恒先》的相關問題及其思惟，后一章則專論《凡物流形》。（一）第六章認爲《恒先》的宇宙天生論可以分爲三重，第一重以“恒先”爲終極始源，交流將整個宇宙的天生劃分爲“恒無”和“氣有”兩年夜階段；第二重以“濁氣”“清氣”爲起點，指向人、物的天生及其若何天生；第三重以“或”爲起點，指向名事世界的天生。竹書的“氣”概念可劃分爲根源之“氣”“濁氣、清氣”和“六合之氣”三種，它們在宇宙天生論中的地位和效能都不雷同。“恒先”的特徵是“無有”，而“有”又以“氣”來作規定，“無有”便是“氣”的否認狀態，是以《恒先》的家教哲學基調是氣論。從竹書高低文來看，“自生”是指“氣”的自生，此一觀念不克不及應用到宇宙天生的每一階段上。竹書所說“或作”及論萬物的生作，帶有泛靈論的顏色。（二）第七章著重研討了《恒先》的疑難概念“或”，認爲它在竹書中作不定代詞用，是“或物”“某物”之義；在天生論上，它介于無（“恒先”）和有（“氣”“有”）之間；從地位和效能來看，它年夜致相當于《莊子·至樂》篇所說的“芒芴”。（三）第八章在溯源渾天說的宇宙天生論和結構論的基礎上，著重探討竹書《太平生水》《恒先》兩篇與渾天說之理論來源的關系問題。本章認爲，《太平生水》的“水”很是近似于《渾天儀注》中的“水”，而《恒先》“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是渾天說相關理論要素的最早源頭，是以渾天說的部門理論要素和特征在戰國中期很能夠已經出現。（四）第九章重要論述了《凡物流形》的哲學思惟。本篇竹書不僅對形物世界作了具體描寫，並且著重關注和思慮了形物世界統一的來源根基及其性命本源的問題。竹書認爲，生者與逝世者、明界與幽界是貫通一體，而不是彼此隔絶的。竹書闡述了“道”與“一”的關系，提出了“有一，全國無不有”的本體說，論述了“察一”“得一”和“守一”的工夫論；認爲“察道”是“修身而治邦家”的依據，而“修養”和“治邦家”則是“察道”的兩種功用。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論述了《參德》和《鬼神之明》兩篇竹書的思惟及其相關問題。（一）第十章認爲《參德》篇的題名應當爲“參德”，而不應當讀爲“三德”；“參德”是指明王與天時、地財、人力相并的無思之德。此篇竹書很是重視“天時”的概念，這個概念既包含春夏秋冬四時節氣、惡劣天象和一月的弦日、看日，又包含每一日的平明、天明等時間點。竹書主張敬順“天時”，提出了“天惡毋忻”“平明毋哭”“明毋歌”“弦看齋宿”等具有濃厚宗教顏色的忌諱禮節。“天時”來源于“天”，“天”指皇天天主，是一神性的、主宰性的天。“天禮”是上天意志的體現，是人所必須遵行的規定和次序。在治道方面，竹書主張人君以“無思”之德與天時、地財和人力相參；同時，又主張人君舞蹈場地應以“度官于人”的原則來選拔仕宦，應當“臨平易近以仁”。從總體上來看，《參德》篇綜合了陰陽家、儒家、農家和道家的思惟，其學派性質較爲復雜。（二）第十一章剖析和討論了竹書《鬼神之明》篇的鬼神觀，認爲“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是此篇竹書的最基礎觀點，而“明”與“不明”是就鬼神可否做到賞善罰惡來說的。從超出的角度來看，賞善罰教學惡是鬼神的應然法則，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鬼神會出現“善者或不賞，暴者或不罰”的情況。竹書作者從鬼神的才能和意愿上猜測了“鬼神不明”而無法做到賞善罰惡的緣由，衹不過作者認爲他對此不克不及明知。竹書所持鬼神觀與《墨子》一書所表達的墨子的鬼神觀有最基礎區別，墨子堅信鬼神之明，且永遠、完整可以做到“善者必賞，暴者必罰”，是以本章認爲，此篇竹書不太能夠是墨子或墨家學派的著作。
歸納起來，本書的兩種結果一在于給學界供給了一份關于上博楚竹書哲學文獻的新讀本，有利于學者特別長短簡帛學者進進上博簡的文本和內容，有助于專家學者對于上博簡和先秦哲學展開相關研討。二在于比較周全地研討了上博簡特別是儒家和道家簡的哲學思惟，有的論域和問題是我們初次提出來的，有的論域和問題雖然出自其他學者，可是我們作了深化和拓展。本書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和新見解。據筆者所知，本書是學界第一部周全、系統地梳理和研討上博竹書哲學思惟的著作，其學術價值不問可知。
五
上博簡和郭店簡、清華簡、馬王堆帛書等衆多出土文獻一路，已經或正在改變學者對于先秦哲學、思惟的懂得和見解，而不衹是爲相關研家教討帶來了所謂豐富的新資料。筆者認爲，出土簡帛文獻爲先秦哲學、思惟的研討不僅帶來了充分的活氣和實足的魅力，並且在較年夜水平上正在改寫年齡戰國哲學史，其學術價值和意義很是嚴重。在必定意義上也可以說，一個當代學者假如不深刻研討出土簡帛文獻的思惟，那么這即意味著他很能夠喪掉研討先秦秦漢哲學、思惟的資格。
有的學者會不以爲然，能夠彌漫著如下觀點或設法：其一，對于懂得先秦秦漢哲學、思惟來說，流傳下來的傳世典籍是足夠的，也是最主要的；其二，出土文獻之所以沒有流傳下來，是因爲其內容不主要，被裁減了。這兩種互爲因果的觀點和設法，我暗裡曾聽到一些時賢曾表達過。但筆者在此不得不說，這是兩種看似充滿邏輯，實則年夜謬否則的觀點和見解！近半個世紀的出土資料，特別是此中的大批經子書籍，爲古人從頭懂得、還原和構造先秦哲學和思惟，不僅供給了細節上的豐富性，並且供給了內涵上的深入性，包含結構性的思惟變化。
馬王堆帛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是古人重構黃老學的重要資料，而假如沒有這四篇舞蹈場地文獻的發現，那么古人對于黃老思惟的懂得是很抽象和很含混的，是漫汗而不切實際的。在這四篇帛書的基礎上，我們纔得以斷定，戰國至西漢後期的道家主干是黃老而不是老莊，是政治哲學而不是以尋求個體不受拘束爲目標的性命哲學，其焦點概念是“無爲”而不是“天然”。郭店簡《老子》的發現進一個步驟證明了這些觀點，因爲此種《老子》甲組的主題即爲“道恒無爲”。
據筆者的考證，郭店簡《尊德義》《六德》《成之聞之》三篇很能夠是孔子自己的著作，《性自命出》也有能夠是孔子自己的著作。風行說法是，《性自命出》是孔後輩子的著作，但即使這般，筆者認爲，它很能夠重要反應了孔子的生命思惟。這四篇竹書的發現將極年夜地改變人們關于孔子著作的觀念，并在很年夜水平上改變人們對于孔子思惟體系及其內容的懂得。根據這幾篇竹書可知，生命論和位分倫理學說是孔子的兩年夜思惟創造，其理論價值非常嚴重。別的，上述幾篇竹書的出土不單改變了我們關于孔子的著作觀，並且這幾篇出土竹書對于研討孔子的思惟來說，應該比《論語》更爲直接和更爲主要。不僅這般，上博躲孔子類（或《論語》類）竹書進一個步驟在必定水平上打破了《論語》的奧秘性和權威性。《論語》其實是一個經由孔後輩子及其再傳門生特別編撰及在漢代經過朝廷和經師有興趣抬升的文本。而這一文本的權威化和經典化，能夠是導致孔子自己著作遭到忽視甚至掉傳的緣由之一。
對于孔子的詩學是什么這一問題，以後人們衹能通過《論語》的只言片語及漢人的一些說法來作歸納和答覆，但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的發現從最基礎上改變了此一拮據狀況。此篇竹書是真正意義上的孔子詩學文獻，它在詩學上的主要性顯然超過了迄今所見其他任何一部或一篇文獻。竹書“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這三句話，不僅是對孔子詩學之基礎原會議室出租則的提醒，並且是對先秦儒家詩學之普通原則的提醒，意義非常嚴重。可以共享空間說，《孔子詩論》將人們對于孔子及晚期儒家詩學的認識晉陞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出土簡帛書證明了孔子之孫——子思是一位很是主要的先秦儒家，其思惟是先秦儒學甚至中國儒學的主要組成部門。在以往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中，子思子及其思惟遭到了學者的嚴重忽視，《中庸》與子思分離，且其著作時代凡是被放后于秦漢之際。《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隋書·音樂志》載沈約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這一傳統說法長期遭到否認。現在看來，傳統說法依然是靠得住的。《禮記》將《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連抄在一路，這不會是無緣無故的；而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的發現，則直接證明了司馬遷、沈約說的可托靠得住。而簡帛書《五行》的出土不單提醒了“思孟五行”說（《荀子·非十二子》）的具體內容，並且由于其與《中庸》具有文本和思惟上的親密聯系，故“子思作《中庸》”的傳統說法從頭變得可托起來。《五行》和《中庸》這兩篇文章均以修身成德爲主題，從必定意思上來說，它們代表了先秦儒學的思惟深度。而是以，子思子舞蹈場地在先秦儒學史上的位置就變得非常主要了。
對人君之最高權位的符合法規性問題的思慮，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一個主要組成部門。年齡末期至戰國晚期儒學對于此一問題的見解或觀點是什么，因爲文獻缺乏征，所以人們的認識往往是含混的，有的學者甚至沒有興趣識到此一問題。綜合郭店簡《唐虞之道》和上博簡《容成氏》《子羔》等篇來看，戰國晚期儒家對于皇帝最高權位之符合法規性的思慮已經達到了相當復雜和深入的田地：《唐虞之道》強調了“愛親”與“尊賢”的統一；《容成氏》闡明了能讓性是能禪性的條件，并對禪讓和世襲兩種軌制作了區別和評價；《子羔》篇則認爲“德賢”比“神種”（“天之子”）更爲主要，更具符合法規性。總結起來，這三篇竹書從理論上發展了孔子的堯舜禹禪讓說，是先秦政治哲學思惟發展的一個主要環節。在此基礎上，孟子與萬章關于皇帝之權位的對話（《孟子·萬章上》）纔是公道的。此外，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包括了衆多關于治道或管理哲學的佚書，它們年夜年夜豐富和深化了年齡末期至戰國早中期儒家平易近本主義管理哲學的思惟內涵。
以上所列數點，年夜體上以中國哲學爲視角，在幾個方面顯示了出土簡帛文獻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它們對于先秦哲學、思惟的還原和重構具有主要的感化。出土簡帛書的發現、收拾和研討，是當代中國學界和國際漢學界的年夜事和盛事，今朝仍處于其收拾和研討的岑嶺階段。從內容看，上博竹書很主要，思惟含量很高。自2013年以后，學者對于上博楚竹書的收拾和研討進進了一個新的階段。本書專門研討了上博簡的哲學文獻，這包含思惟研討和注譯兩個部門。我們盼望，本書的注譯部門能夠給中國哲學界進進上博竹書供給一條便利途徑；同時盼望，本書的思惟研討部門能夠給人們懂得上博竹書的思惟供給一些觀點、問題和啓示。盼望本書的出書，有助于深化上博竹書的研討，有助于推進先秦哲學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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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