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船山對荊公朱子“六經四書之辯”的重構
作者：楊超（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博士生）
來源：《原道》第36輯，陳明、朱舞蹈場地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4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二旬日丙戌
耶交流穌2019年12月15日
（《船山全書》，岳麓書社2011年出書）
內容撮要：《六經》往古甚遠，其義難求。荊公知難而進，籍《六經》以成務，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書》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經世之道，二人學說呈互斥之勢，其實質是由二人于儒家內圣外王之道地偏執，所產生的張力。
船山以《禮》為堂，以《易》為室，融化了《六經》難解之問題，最終以人倫之學的確立，成己以成務，從深層次辨正朱子《四書》身心性理之學，與荊公《六經》禮制法式之學的對立。
究其最基礎，荊公、朱子四書六經之辯，可歸約為古今之辨：荊公守“古”之舊，朱子求“今”之新，二者均因其時代語境，而有未盡之處。
船山在同情、清楚之后，兼顧時代意之新，與孔子為代表原始儒家內圣外王之舊的雙重意蘊，在完成對原始儒家焦點精力回溯的同時，勝利地建構了其時代話語體系，在內容與情勢上，為后世之學人開辟了一條別樣的途徑。
關鍵詞：王安石；朱熹；王夫之；《六經》；《四書》；典據歧異；
學界有關于荊公、朱子之典據歧異討論頗多，多從分的角度觸及：或借荊公《六經》法式之學達用，以諷朱子《四書》身心之學空疏；或以朱子之學精微，而刺荊公之學穿鑿。
是其所教學非，而非其所是，至今未有公論。但于荊公、朱子“六經四書之辯”的實質，罕有更深層次的究查，對其化解之道更是無有論及。
一、問題鉤沉：荊公朱子內外偏執中的“六經四書家教之辯”
普通認為，《六經》為孔子所述、三代以上之政典。及至荊公之時，往古甚遠，《六經》所述之政事與治法，已實屬難求。
荊公在《周禮義序》中說到：“自周之衰，以致于今，歷歲千數百矣，承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①]
三代之治，在后世不復出現，其禮樂軌制亦是這般；秦始皇焚書之后，《六經》除《易》之外，佚掉殆盡，雖有漢儒補救，仍無復全貌。
荊私有著知其不成而為之的氣魄與勇氣，知難而進，并試圖找到古為今用、化難為易之方。“故逐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②]古今時局雖分歧，但將此中諸多軌制加以改革，依舊可以古為今用。“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③]
荊公試圖依托《六經》，化難為易，而致君堯舜之上。那么，此種簡易之道何故實現？
起首，在《三經新義》編撰之前，荊公便托《周官》中三代之古制，為其新政找尋憑據。“蓋免役之法，出于《周官》……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漢之平淮。”[④]
荊公明言，免役之法，出自于《周官》之《王制》。而保甲與市易之法，亦源于三代丘甲、司市之制，二者皆出自《周官》。
次而，在編撰《三經新義》之時，以新法訓古經。荊公應用《六經》中三代法式之權威性，作為新政的奉行符合法規性依據。在典據的選取上，荊公多著力于《詩》《書》及《周官》，尤重《周官》。
荊公于《六經》皆有觸及，“若《易》《年齡》，亦有未盡處，未敢成書爾。”[⑤]與逐字梳析詞句、求其義理之全的繁瑣方式迥異，荊公則更側重于，以滿足現實需求為主，通過對三代典制的甄別，而擇其治世之良法，再加以發明，后用之于當下。
在《詩經新義序》中，荊公言《詩》：“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這般，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⑥]
荊公所謂端木賜所得之一言為：“《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因其“告諸往而知來者”而喜。實際上，荊公對此種現象的強調，背后亦有擇經中一言發明，而后用之之意。
具共享會議室體而言，在對《詩》《書》及《周官》的闡發中，充滿著為新政吶喊之意味。熙寧三年，在《答曾公立書》中，荊公自道：“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半”，[⑦]此封書信出于經義局設立之前，而此種思惟，卻一向貫通于《周官新義》之始終。
（王安石變法）
為了論證青苗法之公道性，荊公將《周禮》中“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一文，這般來解：“方春興作，則粟宜貴之時，因其缺乏而出粟以資之。方秋收穫，則粟宜賤之時，因其有余而斂之。
這般，則為農者不為兼并者之所奪，其生計可積而厚矣。先王之平易近，所以無貧小樹屋困之患者，亦以有此術故也。”[⑧]
最后，《三經新義》成書之后，以經取士，通過“一學問”，而后“一品德”。新法的頒定、新政的實施，非一日之功，其可否獲得實效，還需求耐久的、高低齊心的推動，其焦點便在于人才的培養及選取。[⑨]
熙寧八年，《三經新義》最終成為科舉取士的教科書：“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年夜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舞蹈場地急？政教之短長何年夜？安邊之計策何出？’”[⑩]
改過法頒行之日起，便議論紛紛，荊公亦欲藉由此，為新政掃清障礙：“古人材乏少，且學術紛歧，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微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育承聽，此羞廷不克不及一品德故也。”[11]不久，新學成為當時學問之正統，學術一元化之年夜勢慢慢構成。
如若說荊公交流托古改制，編撰《三經新義》以取士，在北宋將《六經》之學推向巔峰。那么，南宋時期的朱子，則接教學續由韓愈為開端，至二程初現雛形的經典結構重建，而后集年夜成，架構了一整套完備的《四書》學體系。
小樹屋
朱子對荊公《六經》之學頗有異議，其認為以《六經》之古法，來建今之典制，是一條走欠亨的途徑：“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荊公）要個個這般做出來，又要照顧須前后，要相貫通。”[12]
“因語荊公，陸子靜云：‘他當時分歧于法式上理會。’語之云：‘法式若何不睬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式耳。’”[13]
“即不見古今成敗，即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成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圣人手，滿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掉，但是天理卻在這邊自如也。”[14]
朱子對荊公穿鑿附會，以私衷賦予字詞諸多義理，強使《六經》貫通之行為，甚為不滿。在朱子這里，因文字缺掉，《六經》之意難求，荊公變法所托《六經》之法式，已非三代法式。
朱子同樣面臨著《六經》難求之窘境，那么其若何防止重蹈荊公覆轍，以化解此種困頓？
其一，在典據的選取上，超出《六經》，而向《四書》度越。朱子在對《六經》的隱憂中，就已經蘊含著對《四書》的高揚。在朱子看來，從殘存的《六經》中可窺見的事理，在《四書》中亦可追尋：“《論》、《孟》所載是這一個事理，《六經》所載也是這個事理。”[15]
而“《論》《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16]既然《六經》不成為，那么可舍繁就簡，“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往讀。如《年夜學》《中庸》《語》《孟》四書，事理粲然。人只是不往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成讀！何理不成究！何事不成處！”[17]
從《年夜學》到《中庸》，由易至難，最后達到對六合、萬物之理的豁然貫通。
其二，在為學旨趣上，完成禮制法式之學向身心性理之學的轉向。如若說《六經》是三代先王政典，多傾向于治國計劃之設計；那么，《四書》則更側重于對個體安居樂業之追問。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出書）
有門生向朱子請教，為學能否以《年齡》為重，朱子答曰：“《年齡》是言全國之事。今不往理會身己上事，卻往理會全國之事，到理會得全國事，于身己上卻不曾處置得。”[18]
全國之年夜事，必于《四書》修身之處做起。《年夜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規模，《中庸》“性與天命”之奧妙，《論語》“仁義禮智”之最基礎，《孟子》“惻隱、羞惡、恭順、長短”之發越，均是從切己之功夫中發布。
最終，以一己身心之修為，復原天命之性的至善面孔，進而達到與天理的和合。朱子亦未止于對《四書》身心性理之學的發揮，其還有以《四書》之理，斷《六經》之義的傾向，完成了《六經》的“四書化”過程。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事理，其理便易曉。”[19]《六經》治國平全國之典制，可由“自家身心上”發出。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師長教師曰：‘人若能于《年夜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年夜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20]《左傳》不克不及遍解《年齡》，而《四書》卻能調和《年齡》、《左傳》之年夜事。
總體考核，荊公、朱子“六經四書之辯”，是由于二者對儒家內圣外王之著重，所產生的張力。荊公通經乃至用，托《六經》為當下的變法尋求正當性依據，為外王之學。
而朱子謂：“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卻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若何變得！嘉佑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21]
朱子卻認為，從最基礎上而言，更軌制易，變人心難。故其高揚人的內在德性，通過格致誠敬之工夫上達，合于天理。
合而言之，荊公《六經》與朱子《四書》呈對立之勢。荊公重內在事功，托《六經》以成務，融法進經，最終以經取士，在確定《六經》權威性的基礎上，亦為其新政確立了不成撼動之位置。
而朱子反之，依《四書》修己，以身心生命之理，代經世之道；憑借《四書》之理，斷《六經》之義，完成了《六經》的“四書化”過程。
二、歧異辨正：船山內外并重以融通荊公朱子學說之對立
船山對荊公與朱子“六經四書之辯”，有過較為直接的評議，其起首確定了荊公、朱子二人學術各有所長。
朱子曾貶荊公《六經》法式之學，而頌伊川身心之學：“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云壞，洛下師長教師宰聚會場地木春！’前謂荊公，后謂伊川。
師長教師曰：‘此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個長短始得。全國之理，那有兩個都是？必有一個非。’”[22]
在朱子看來，儒家之道在于內在身心，而非外之法式。船山顯然不認同此說：“夫子曰：‘道無可略，故德必求其備，修己治人以致善為歸，尚矣。’德之內而體于心者曰智，曰仁；外而飭于身者曰莊；合內外身心于分歧，而以所性之節文垂之全國者曰禮。”[23]
船山認為儒家之道廣年夜悉備，荊公與朱子《六經》《四書》之學各有所長，“由禮”“盡仁”方能體道之全，故可合此內外而為一。
荊公與朱子之學雖都有其所長，但亦均有其未盡之處。荊公之短，在其于《六經》之穿鑿，并以術破道，而對儒家之道的偏離，最終亦導致新法的偏掉。
“初知學，即謹記王荊公”[24]的梁啟超師長教師于此亦有評議：“然但使十義之中，有一義焉合于孔子，則用力已為不虛；就令悉分歧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將有一合者。又就令無一合者，而舉全國以思惟不受拘束之故”。[25]
在梁啟超師長教師看來，荊公之學，并未墨守經義，而多以己說附會《六經》。而朱子對于本身將《四書》之身心性理，強加之于《六經》之理念及行為，亦有所檢查與悔過。
（梁啟超）
朱子曾對其先前以《四書》之理，斷《周禮》之義，甚為不滿：“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成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后，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卻是后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預吾人身心上事否？’”[26]
《周禮》底本只關乎社會典章軌制與規范，以身心之理斷之，難免會走偏。同樣，朱子暮年，對其著力頗多的《易》與《詩》，也有這般評價：“某生平也費了些精力，理會《易》與《詩》……《易瑜伽場地》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27]
可見，朱子自認為以《四書》之理，調和《六經》之義，亦多有偏闕。
船山處于明清之際，往古益遠，他若何化解因《六經》之意難求，而至禮制法式與身心性理之學分途及混雜，這一延續千年的難題？
起首，在典據的選取上，船山借《六經》為儒學重開生面，尤重《易經》與《禮記》。船山曾言，其所希冀的張子之學“以《禮》為鵠”，[28]“無非《易》也”，[29]“得之《易》者深”。[30]
清代學者余廷燦也在《王船山師長教師傳》中有所言，船山所遵儒家典據之特點，在于其“以《禮》為堂，以《易》為室”。[31]
其實，在船山于《易經》與《禮記》的詮釋中，就有著對荊公、朱子“六經四書之辯”的辨正。在對《易經》與《禮記》詮釋的理念與方式上，船山理事并重，未離事以為道。
船山以《易》為室，從頭闡明易簡之道，是對《六經》的“內化”，以糾荊公穿鑿《六經》之偏。船山以《易》為三代圣王“神道設教”之典籍，孔子接通三圣之意，而作《易傳》。在《六經》之中，“惟《易》有全書，后學之幸也。”[32]
朱子認為，孔子《易傳》所述之理，并非《易》之本義，“圣人作《易》，本為欲定全國之志，斷全國之疑罷了，不是要是以說事理也。”[33]
船山反朱子之道而行之，認為孔子與三圣作《易》之法一以貫之。“由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用師孔子，則茍一畸人立之說焉，師之可也，又何須假托之宓羲也？”[34]
船山認為真正的《易》道至簡，卻涵有夫子引而未發之性理，又有宓羲、文王、周公務功之要領。在對《易》的詮解中，力避重蹈荊公、朱子覆轍：“《易》之精蘊，非《系傳》不闡。觀于《系傳》，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經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異于孔子甚矣。”[35]
除卻定《易》為卜筮之書，朱子不以《易》教人的別的一個主要緣由，是《易》非為切己身心之學：“某不敢教人看《易》，為這物闊年夜，且不切己。”[36]
在船山看來，荊公所謂簡易之道，只不過是舍“三經”之品德，而言法式：“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37]
船山重闡易至簡之道，“推極生命之原于《易》之道，以明即性見《易》，而體《易》乃能盡性于占，而學《易》之理備矣。根極精微，發天人之蘊，《六經》《語》《孟》示人知性知天，未有這般之深切著明者；誠性學之統宗，圣功之要領，于1對1教學《易》而顯。”[38]
《易》之道不僅可求之于宓羲、文王、周公《易》之古經，亦著明在孔子《易傳》之中。恰是基于此，《易》道中即有夫子引而未發“性學之統宗”，又有宓羲、文王、周公“圣功之要領”。
船山亦使《四書》之《年夜學》《中庸》重歸《禮記》，還《禮記》之全，以矯朱子割裂《六經》之弊。朱子表揚《年夜學》《中庸》，將其并進《四書》之后，其作為經典之位置不斷上升，并在明代達到頂峰。
船山認為，將《學》《庸》從《禮記》中割裂，迫害甚年夜：“自朱子之時，已病夫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而淫于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
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為學私密空間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為全書，以見圣道之年夜，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年夜學》、《中庸》年夜用之所風行，而不成以精粗異視也。”[39]
朱子將《年夜學》《中1對1教學庸》義理闡發過于精細高超，數傳之后，或感染佛老，脫離日用躬行之道，不知其旨歸地點。《年夜學》《中庸》單獨成篇，不克不及與《禮記》其他諸篇彼此印證，易為邪說所誤解：
“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于佛、老者強攀是篇以為舞蹈場地證據，其為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掉之皎然易見者，則但會議室出租取經中片句只字與彼類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至于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為天德霸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40]
有關于《年夜學》中“親新之辨”“格物之爭”“章節之分”的論辯綿延不絕，異端牽強附會，邪說橫行于世。
故船山主張，宜借《禮記》之全書，以辨諸《年夜學》《中庸》章句之長短。《禮記》中既有補他書不備的典制條文，還有對《周禮》《儀禮》意義的闡發。“《周禮》六官、《儀禮》五禮，秩然穆然，使人由之而不知。”[41]
《周禮》《儀禮》不僅文本缺掉嚴重，亦無有“所以然”之理。而《禮記》中除會議室出租卻“《雜記》夫子以后行禮異同之跡”，[42]其他諸篇均與三代以致于孔後輩子之道相合：“夫子沒，七十子之徒親聞習見，各得圣人之一體，是以尊聞行知，各有所尚。”[43]
孔子據三代之典籍，知禮之全體。孔子沒，道術決裂，七十子各執一端，后成《禮記》，此中有體有效，合而成之，夫子之道自現。故而，《年夜學》《中庸》所謂之身心品德之學，也應與《周禮》《儀禮》以及《禮記》其他諸篇相合。
值得留意的是，船山在對《易》詮解中，所言的“性理”，較之朱子《四書》身心之學，有明顯地“外化”傾向。“‘窮理盡性以致于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進神’、‘應用安身’之事，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44]
朱子《四書》中身心生命之學，側重于對個體身心之安頓，而于社會政治少有實效。故船山認為，唯有《易》中的形上及形下之道，方可稱為圣學之正宗。[45]
朱子《四書》及其以“四書化”《六經》的性理之言，以與孔子《易傳》中所述相牴觸。此種沖突，較為集中的體現在二者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詮解上。朱子認為文王與孔子分途，文王之義為“富翁，利正”，而于孔子“仁義禮智，即是元亨利貞”。[46]
（乾卦）
船山則認為：“元亨利貞，分言之則四德，合言之則二理。復禮為仁，禮者仁之秩敘；信必近義，信者義之始終。文王合四德而順言之，孔子分四德而合言之，義固兩存，不成云孔子之言非文王之意也。篇中亟正之。”[47]
孔子與文王之義雷同，“元亨利貞”，不僅指人得之于天的“仁義禮信”四種內在德性，這四種德性亦需求內在禮儀軌制之規范，“利于守正”，而后“富翁”。
最終，船山所要企及的，是《四書》《六經》的一貫之道。依船山之意，《六經》《語》《孟》中，既有微言，亦有年夜義，二者并行不悖：
“《六經》《語》《孟》之文，有年夜義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成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于山，珠之函于淵，不成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尋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年夜，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48]
雖然及至船山之時，《四書》已甚為風行，但船山極少將《六經》與《四書》并舉，而時常以《六經》、《語》《孟》并稱。《六經》及《四書》雖在體例上各有側重，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窺見，此中一以貫之、廣年夜而精微的事理。
合而言之，船山“以《禮》為堂，以《易》為室”，通過對《易》道的從頭闡明，以糾荊公穿鑿《六經》之偏；亦使《年夜學》《中庸》重歸《禮記》，還《禮記》之全，以矯朱子割裂《六經》之弊。
而后把《六經》典制之學內化，求其精義；將《四書》身心品德之學外化，擴年夜到政治事功，合《六經》《語》《孟》內圣外王之道于一，化解了荊公《個人空間六經》與朱子《四書》之學的對立。
三、辨證旨歸：船山六經之學同夫子原意與時代意義相契
分歧的時代佈景會培養迥異的話語體系，荊公與朱子之典據中彰顯的內圣外王之傾向，均有其時代之依據。二人內圣外王之傾向，是儒學內在的發展請求。從儒學本身發展的脈絡來看，漢唐的章句訓詁之學，及宋之時，已走到窮途惱。
故荊公、朱子相繼起而辨之。荊公認為孔孟之道，非章句傳注無用之學，“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49]故以經世之道代之，故傾向于外王。
而朱子除卻漢儒章句之學，還要面對佛老形上之教，與荊公經術權謀之道：“自是以來，陋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年夜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50]
章句之學無用；異端形上之教虛無，而儒家未發；荊公之學有術無道。故朱子以切己之身心性理接通天人，以應對之，故傾向于內圣。
船山對荊公、朱子因時代佈景，而形成經典詮釋傾向及掉誤，亦有所同情與清楚。由上可知，在朱子那里，變法式易，而變人心難。
船山不認同此說，其于荊私有所同情：“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為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全國曰：‘此圣人之教也。’”[51]
荊公之時，積弊已深，故須急變之，故荊公托《六經》之法式，以重其言，而未顧及圣人精義。
船山并未否認朱子經世之情懷，其于朱子學達性天之精義，亦有所清楚：
“朱子又慮人卻拈著者灑掃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為至極，而以之貫全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為神通妙用，將視全國之事，除取現前更無有法，而正人之以彌綸參贊乎六合者盡廢矣。”[52]
朱子因擔心后學淪進“灑掃應對”之繁務，而不知從中盡窮形上之理，而貫之以身心性理之達道，故而墮入另一個極端。
（清初剃發令）
船山歷經明代亡國，海徙山移之巨變。此外，較之于朱子，船山還要面對“身心之學付之釋老”的局勢。[53]故其亟需反思自秦以后，尤其宋明的經典詮釋之學，以衝共享會議室破此種窘境。
荊公與朱子都因為各自的時代佈景，而對其經典詮釋各有著重，對原典的本義都有必定水平的偏離。“除孔子是高低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54]
孔子之道歷久彌新，具有永恒性之特征，不會因為時間的消失，而褪其色。“自文王至于孔子，孔子廣文王之道以垂世教，亦五百有余歲矣。孔子何故知文王哉？”[55]
孔子歷經五百年之后，仍然能接續文王之道。船山所要思慮的是，若何接續孔子之道，依據且不囿于時代，求得圣人之原意，而行得千萬年？
其一，在標的目的上回溯原典。“年夜經正，則隨所動而皆不掉其正，此推本而言之。”[56]《六經》有其權威、獨立以及純粹性，船山不僅不贊成荊公、以“新法”斷經，朱子《六經》的“四書化”傾向，其亦極力反對朱子雜糅他說以進經之行為。[57]
為論證《周易》古經本為卜筮之書，朱子將康節之後天圖說置于經文之前，此種行徑是于孔子之褻瀆、原典之染污。
顏道泗言：“以經解經，方知注疏之長短”，[58]船山亦說：“良人子之教全國，亦唯反經罷了矣。三代之直道安閒人心；帝王所修之人紀安閒全國”，[59]只要回到經典自己，才有超出時代之機會。
其二，在方式上化解對立，尋乞降合。孔子上承《六經》，下啟《四書》，以從容之中道，一以貫之。[60]
（孔子周游列國）
孔子給了隨意塑造的不受拘束，可是不受拘束的背后，又隱躲著不克不及濫用的約束。船山在《四書訓義》卷末強調：
“一貫之理，散為萬殊，則必明知先圣有其不易之法，而不成略。乃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之徒散而異同生，必有因其文章，體其性道，確知先圣而表著之，則后圣之祖述憲章者益有征也。上征往古，而如是矣。”[61]
夫子之道，至年夜至廣，有多個面向。不僅是荊公、朱子有歧異之處，就連七十子之徒也各有所執。《中庸》有“年夜德敦化”之言，超出長短之對立，使得諸流和合，亦可成績海之廣博深摯，而識得孔子之全體。
其三，在具體的操縱方法上，以人倫之學的確立，化解身心性理之學與禮制法式之學的對立。
在船山看來，禮制法式與身心性理均有其無常之處，而人倫卻為亙古不變之道：“求合于一時之鄉，無常也。是故欲正全國之人心，使好惡有定，而不以鄉原為說，則彼亦無利而為此矣。何故正之？亙古此人倫物理，則亙古此道，絕其隨時之茍幸罷了矣。”[62]
而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即在于其盡人倫之至，“圣人，人倫之至也。因其忠孝之不容已，生則極其敬，沒則盡其哀，制為典禮以定萬世之經，凡為子臣者莫敢越焉。”[63]
不僅這般，三代圣王制禮作樂，而后孔子將此中人倫之道，述于《六經》，以保存于萬世。[64]《六經》之制，雖有其實效性，但此中人倫法式之道，卻足以治今之人。
總而言之，荊公與朱子皆因時立言，亦是以均有未盡之處。船山對荊公與朱子的時代佈景，均有所同情與清楚，并試圖接續孔子之道，依據且不囿于時代，求得圣人之原意私密空間，而使己說具有“千萬年語”之意涵。
究其最基礎，荊公、朱子“四書六經之辯”，可歸約為古今之辨。荊公守古之舊，有著《六經》中三代圣王般，強烈的經世情懷。[65]王安石雖命“三經”之《新義》，但其學術旨趣仍然為守舊。
荊公身居亂世，我們能感觸感染到其于三代承平之治的嚮往，但因其于古之禮制法式之穿鑿，而落得“以術破道”之名。
而朱子求今之新，有著《四書》中引而未發，濃烈的終極關懷。朱子直面佛老，先今之《四書》，后古之《六經》，并以《四書》調和《六經》之言，著力于“性與天道”形上之架構，其時代意味濃厚，卻因對“所以然”之性理的執著，而流于空疏。
而船山則兼顧時代意，與孔子為代表原始儒家內圣外王并重之意蘊，即重“六經”之本，又不忘為時代“開生面”，將形上之道從頭收歸《六經》。通過不斷地追問與反思，在新的時代，面臨分歧語境，在完成對原始儒家焦點精力回溯的同時，勝利地架構了其時代話語體系。
注釋：
[①]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426頁。
[②]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426頁。
[③]《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543頁。
[④]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聚會場地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18頁。
[⑤]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6頁。
[⑥]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878頁。
[⑦]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773頁。
[⑧]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共享空間974年版，第132頁。
[⑨]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878頁。
[⑩]王安石：《臨川師長教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35頁。
[11]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77頁。
[12]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4039頁。
[13]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舞蹈場地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4037頁。
[14]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47頁。
[15]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842頁。
[16]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717頁。
[17]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419頁。
[18]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654頁。
[19]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645頁。
[20]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721頁。
[21]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523頁。
[22]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4329頁。
[23]《四書訓義》，《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861頁。
[24]梁啟超：《王安石傳》，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無限公司2015年版，第1頁。
[25]梁啟超：《王安石傳》，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無限公司2015年版，第292-293頁。
[26]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2911頁。
[27]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431頁。
[28]《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7頁。
[29]《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教學11年版，第12頁。
[30]《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272頁。
[31]《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5頁。
[32]《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52頁。
[33]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2193頁。
[34]《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50頁。
[35]《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瑜伽教室011年版，第683頁。
[36]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2187頁。
[37]《船山全書》第1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53頁。
[38]《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32頁。
[39]《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46-547頁。
[40]《船山全書》第1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46頁。
[41]《船山全書》第4冊，岳麓書社20會議室出租11年版，第9頁。
[42]《船山全書》第4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31頁。
[43]《船山全書》第4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31頁。
[44]《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734頁。
[45]《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53頁。
[46]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246頁。
[47]《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71頁。
[48]《船山全書》第1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66頁。
[49]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207頁。
[50]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14頁。
[51]《船山全書》第1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67頁。
[52]《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887頁。
[53]《船山全書》第15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868頁。
[54]《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52頁。
[55]《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74頁。
[56]《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285頁。
[57]《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80頁。
[58]顏道泗：《論語》，《讀經筆記》，臺北華泰文明出書社2013年版，第3頁。
[59]《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71頁。
[60]《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64頁。
[61]《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74頁。
[62]《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65頁。
[63]《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80頁。
[64]《船山全書》第8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971頁。
[65]王安石：《王文公函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74年版，第19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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